接到艾德礼的电报后，杜鲁门立即与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以及参谋长们进行商议，结果，美国在英国压力之下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同意“在受降问题上明确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杜鲁门在2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杜鲁门尽可能降低他改变原先态度的意义，说这“主要是具体操作性质的军事事务问题”，“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他希望蒋介石“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64）。22日，贝尔纳斯公开表示，香港问题将在即将举行的伦敦四大国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英国政府对此颇感惊愕。23日，艾德礼针锋相对地宣称，英国已经拟妥在远东恢复行政的计划，并已做出由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它不准备对英国在远东的领土主权作任何修改（65）。
    杜鲁门修改“一号命令”，美国拒绝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蒋介石无可奈何，于23日复电杜鲁门，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将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出席受降仪式。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云云，无非是作出实质性让步时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自然明白，他立即回电，感谢蒋介石“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66）。24日，美国方面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同日，蒋介石对香港问题作公开表态。他在中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宣布：“中国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主权”，“关于香港的地位，以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以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67）。从而明确表示，他无意在此时提出新界问题，他仅仅是要行使-一即使是名义上行使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在香港受降的权力。
    但英国政府却无视这种权力。27日，薛穆奉命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不按受他的建议，“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的原状”，并已指派海军少将夏悫（C.H.Harcourt）主持受降。蒋介石反驳说，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受降香港日军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又顺水推舟地表示，既然英国政府已指派了夏悫少将，他从即日起就授权给夏悫。他还说：“如其不按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68）同日，蒋介石还召见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该武官随即向国防部长伊斯梅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他多次见过蒋，有时是在非常紧急的时候，“从未见他像今天这样激动”，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态度，我们将严重损害将来的对华关系（69）。
    英国外交部异想天开，于28日下午2时致电薛穆，表示希望蒋介石不要公开提出授权受降的要求，希望他“单方面地放弃这种权力以利于英军司令”。10分钟后，外交部又追加一电，称蒋介石现在的态度与他8月24日关于香港的声明不一致，并提出一项新建议：由夏悫代表英国政府、蒋介石授权另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代表联合受降（70）。
    次日一早，薛穆往见吴国桢，要求安排拜会蒋介石，遭到回绝。吴国桢说，蒋介石不会同意英国的新建议。薛穆立即电告外交部说：“鉴于蒋介石的态度，如继续讨论此事，除了徒增双方的敌意，不会有任何结果。”（71）
    30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和武官。他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薛穆在当天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他与武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他进而警告说：“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72）
    薛穆的这一警告显然起了作用，英国政府是不能不考虑战后与中国的长远关系的。外交部遂于31日下午致电薛穆，表示同意夏悫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73）。这样英国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委托受降的方式。蒋介石总算保住了一点面子，可以自我安慰了：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74）。但十分明显，在受降权之争中，赢家仍然是英国。
    8月30日，夏悫率领的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了对香港的占领。9月16日，夏悫以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双重代表身分，在香港督宪府接受日军投降。夏悫在香港成立军政府，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恢复。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通过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废除治外法权、列名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发表《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举措，提高了国际地位。号称“四强”之一，但中国并未被其他大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如果说《雅尔塔协定》是美苏背着中国而将中国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75），那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事例。不论是在新约谈判中，还是在受降安排上，国民政府都曾为实现理所当然的权力作过一些努力，但决策者仍然存在着半殖民地心理，缺乏自立自强意识，又没有审时度势地采取得力措施（76），常常知难而退，加之缺乏盟国的支持，以致把理直气壮的事情做得低声下气。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虽然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有所批评，但美国政府到关键时刻仍然支持英国，而不是中国。这既表现了美、英传统的“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轻慢。总之，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中，处处可见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
    英国对香港的立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与英国对印度、缅甸、马来亚等的立场是一致的。对于印度，英国拒不考虑国大党的要求，坚持其殖民统治而不加变更。对于当时被日本侵占的那些原有殖民地，英国力图在战后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中，一方面，英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与中国、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与亚太地区各国人民一起，进行着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另一方面，英国又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其殖民帝国。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所说：“档案材料现在揭示，大不列颠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英帝国，而且甚至还要给大英帝国增添点什么（如对利比亚）。”（77）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硬要把旧时代的做法搬到变化了的时代，其结果肯定是不美妙的。
    ＊本文援引的档案资料，是笔者1993年下半年在英国从事研究时从英国国家档案局丘园新馆搜集到的，其中FO是英国外交部档案，CO是殖民地部档案，CAB是内阁会议档案，PREM是首相府档案，文中不再一一说明。在此，笔者谨对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的资助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