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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陶文钊 参加讨论

“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
    英国政府在拒绝中方要求时,曾经侈谈战后远东的重建与香港的关系之类,其实,英国所谓的重建无非是恢复或变相恢复大英帝国,继续维持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是根本无意放弃香港(包括新界)的。1943、1944年间英国决策者凡有机会便重申他们的这一立场。
    1943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Hornbeck)访问伦敦,作为对克拉克头年访问华盛顿的回访。亨贝克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以“完全由他个人负责”的方式表示说:“我们已经谈到了许多方面,探讨了许多问题,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局势明朗时-一也许是我们应当加以考虑的,那就是……香港的未来。”在场的英国官员一听这话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当晚,英方安排他去见丘吉尔。丘吉尔给他着着实实上了一堂课。丘吉尔说,香港是英国领土,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战后也许可以与中国人做出某种安排,对主权做一些调整,但“政治控制与行政责任必须留归英国”。他再次提到他一年前的一个公开表态:他当首相不是为了消灭大英帝国。他说:“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完全乐于对任何人这样坦率地说。”(40)
    在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在新约谈判中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碰过钉子,他知道事情棘手,因此,提议由美国先与英国商讨(41)。但在随即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起香港战后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时,丘吉尔甚至拒绝讨论。由美方起草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提出,战后中国将收复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而对日本占领的大英帝国的属地却只字未提。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会上遇有机会便宣称:“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42)。
    1944年10月底,丘吉尔向他的内阁成员明白表示,“向俄国提供在远东的战争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其中包括了旅顺、大连,道理很简单:“俄国提出的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战争赔偿要求都将有利于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因此,“英国不应对俄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地位表现出任何敌意”(43)。11月8日,在议会答辩中有人问首相,他在1942年11月关于“不是英王为主持消灭大英帝国设立的首相”的宣言中的“大英帝国是不是不包括香港”。属于工党的副首相艾德礼(C.R.Attlee)大概是为了表示在这一问题上的两党一致,抢着回答说:“大英帝国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从宣言中除外”(44)。稍晚,12月31日,丘吉尔在致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玷污这个格言。”(45)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罗斯福之命与英国决策者讨论香港问题,在途经伦敦时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赫尔利表示,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他说:“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大英帝国将不要求什么,也不放弃什么,“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46)。
    英国还为战后重新占领香港制造舆论,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官方新闻机构英国新闻社出版的《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中,大肆渲染英国治理香港的政绩,其中心意思是说,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对英、中两国是同样有益的。
    英国为重占香港及早着手进行准备。早在1943年,殖民地部就设立了一个香港计划小组,初时只有9人,全由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组成。自1944年9月起,前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麦道高(S.M.MacDougall)出任组长,小组成员增至28人。小组的任务除了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政策外,主要从事筹备战后重占香港的行政机构(包括人事安排)的工作,并研究如何保证提供足够供给的问题。该小组还负有帮助殖民地部制订未来政策的责任。它与殖民地部、英商中华协会等一起讨论了战后在香港进行“宪制改革”等问题(47)。
    1944年8月3日,殖民地部、印度事务部和缅甸事务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体的远东委员会,这是一个直属内阁的部际决策机构。11月15日,远东委员会召开恢复以后的第一次会议。23日,委员会秘书阿姆斯特朗(E.A.Amstrong)把艾德礼8日在议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印发给委员会,以此作为制订香港政策的指导方针(48)。
    英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战后重占香港十分关心。新约谈判中的争论使它们十分担忧,“外部的压力可能错误地导致一种统一意见”,使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让步。1943年5月,英国在华利益的主要代表英商中华协会就向政府表示,鉴于“保持香港对战后中国与远东的贸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决不能放弃香港。1944年11月,协会再次致函殖民地部,对艾德礼在议会的表态表示“全心全意的拥护”,并说他们听到这一声明,有“如释重负”之感,他们上年提出的想法如今也“更有力量了”(49)。就这样,英商中华协会与英国政府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坚定彼此在香港问题上的殖民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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