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阿姆斯特朗备忘录见CAB96／5。
    （49）英商中华协会的两封信见CAB96／8。英商中华协会（China Association）以前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译作“中国协会”（如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和陈衍合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英商中华协会是该协会自己确定的译名。
    （50）British Army Aid Group（China），成立于1942年5月，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任务是搜集情报，掩护登陆和空降人员，营救被日军拘押的战俘和平民。
    （51）《一定程度的盟友》，第557页。
    （52）7月23日会议记录、远东司司长史班纳（J\C\Sterndale-Bennett）7月25日备忘录，见FO 371／46251。
    （53）8月10日内阁会议记录、伊斯梅8月11日致艾登礼函、参谋总部8月13日报告均见PREM8／34。
    （54）FO371／46251；并见赖濂仕《英军服务团：1942年至1945年香港的抵伉》Edwin Ride,British Army Aid Group（BAAG），HongKong Resistance，1942－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290页。
    （55）薛穆致外交部，8月15日，FO371／46212。
    （56）多尼森：《英国在远东的军人政府》FSVDonnison,British Mililtary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1943－1946年版，第199－200页。
    （57）《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0－501页。
    （58）薛穆致外交部，8月16日，FO371／46252。
    （5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6－507页。
    （60）《魏德迈报告》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纽约1958年版，第350页。
    （61）（62）《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8、504页。
    （63）卢亚德：《英国与中国》Evan Luard,Britain and China，伦敦1962年版，第181页。
    （64）《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05－509页。
    （65）《英国与中国》，第181页。
    （66）《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11－512页。
    （6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1984年版，第174页。
    （68）薛穆致外交部，1945年8月27日，FO371／46253；《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12、513页；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1977年版，第40页。其实，连薛穆自己也认为，中国是不会接受“指派代表作为证人参加受降仪式”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的。见薛穆致外交部，8月26日，FO371／46253。
    （69）FO371／46253。
    （70）外交部两份电报均见FO371／46253。
    （71）薛穆致外交部，8月29日，FO371／46253。
    （72）FO371／46253。
    （73）FO371／46253。
    （74）《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41页。
    （75）参见拙文《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76）如在受降问题上，国民政府虽为受降做了部署，但军队行动迟缓，远不如英国军队迅速。参见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8－169页。
    （77）《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X。泰勒教授接着说：“那些在战场上实际作战的人的目的是简单的，他们是为了把欧洲人民从德国统治下，把远东人民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笔者认为泰勒教授的评价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