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修好条规》期满十年之际日本要求修约
    (一)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的修约通知
    由于商务活动时有变化，通商条约一般都规定每十年可以修改，如《中英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章程》等亦是如此。《中日修好条规》的全称是《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其中的通商章程也规定满十年可以商议修改。以修约作为“国是”的日本外务官员自不会放过这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中日修好条规》于1873年4月30日完成批准互换，十年后的1883年3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命令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向中国提议修约，要求榎本向清朝通知日方希望修约的意图，需修改之条目，待日后通知，先不必商定会商的场所与日期，等待欧美各国政府答复日本修约请求后，再向中国提出谈判要求。(62)
    此训令显现日本在修约过程中重西轻中的基调。1882年起，井上在东京着手与西方相关国家使节团举行联合修约预备会议，直到1884年7月才取得各国大致同意修约的共识，并签署了备忘录。(63)所以至少在1884年7月以前，日本无须与中国交涉修约。从现存的总理衙门档案与日本外交文书中，找不到榎本与中国修约交涉的史料，只是从继任榎本成为驻华公使的盐田三郎于1886年再次向总理衙门提议修约交涉时的照会中，可以知道榎本的确依照井上的训令，曾于1883年3月26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照会(64)，但或许除了通知之外，并无交涉行为。
    (二)驻华公使盐田三郎的修约交涉
    在东京与西方有约诸国的修约交涉取得共识后，井上一方面推动新约草拟工作，着手与西方诸国在东京的使节团续开联合修约交涉会议(1886-1887)(65)，一方面努力在与西方诸国的新约完成之前同中国修约。
    榎本武扬于1885年9月11日请假归国。(66)1885年12月22日明治政府更改政体为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任内阁总理，井上馨外务卿改任第一代外务大臣，随即于12月26日任命盐田三郎为新任驻华公使。(67)盐田履新前的1886年3月，日本政府又委任盐田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全权大臣(68)，令其与中国进行修约交涉。日方主要的修约重点有三：1.法权问题，即撤废中国在日本拥有的领事裁判权；2.设定条约的有效期限，由于《中日修好条规》没有规定有效期限，只规定每满十年才能在双方同意下修改通商章程，日本认为此规定不利于其修约；3.提高中国商品输入日本的关税，此条款明显对中国不公平(69)，在中国无望与有约诸国协议提高税则的情况下，日本试图既享受中国的低税率，又片面提高中国商品税率。
    1886年4月22日，盐田于天津向李鸿章提出修约要求，李鸿章指出修约是总理衙门的职责，当总理衙门有困难时才会交给自己办理，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5月31日，盐田转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交涉(70)，总理衙门征询李鸿章意见，李认为：“日廷现与欧、美各国改约，应俟彼商定后，我再与议，庶可将西国所订各款参酌办理。又球案亦当并商妥结，免致彼此久存芥蒂。”(71)亦即建议从容、从缓与日本商议，而先前停顿未决的球案也应该商议妥结。
    中方同意进行修约交涉后，盐田于7月10日照会总理衙门：《中日修好条规》已于1883年4月29日期满十年，请中国派遣全权大臣修约。(72)对此，总理衙门答复道：因“贵国与中国倍敦睦宜，故虽非修约之期，特允通融办理”，“中国本无全权大臣名目，向来与各国商办事件，亦祇于划约时，彼此书写全权大臣字样，以归一律”，“此乃中国体制如此，与西洋不能强同”。(73)之后盐田屡次要求中方钦派全权大臣进行修约交涉，总理衙门又多次解释，说明于约文修完，“画押、盖印”时，即书写全权大臣字样，在中国已是“迭经成例”，本次亦“无妨照办”，并在8月13日奏准由总理衙门与盐田商议修约。(74)总理衙门与盐田订于8月29日起商议修约事宜。(75)盐田于9月4日将日方条约改订底稿送交总理衙门，以备日后商议。(76)由于修约涉及各口商务(77)，总理衙门将盐田的稿本函送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请两大臣提出对案。(78)
    中日交涉修约之际，爆发了“崎案”，导致双方暂缓交涉。崎案指1886年8月13日、15日在长崎发生的日本巡捕与中国北洋舰队水兵互斗案。
    双方经过长达近半年的会审、互查后，由中国全权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本外相井上馨达成彼此照本国律例，自行审酌办理的协议(79)，两国互相给予对方伤员抚恤。(80)
    崎案交涉期间，盐田公使仍屡次催促总理衙门商议修约，总理衙门则答道：
    查调约之事，关系各口商务，必须众议佥同，方能酌定。本衙门现已咨行南北洋大臣，各就地方情形，详细酌核，回音断难速到。且贵大臣前以本衙门询及崎案，辄谓实不可解，况修约之举，尤应慎重，岂克期所能商议，贵大臣何又不能久待乎。(81)
    这显示在修约问题上，中日双方态度的缓急不同。加上日方对于崎案的处理态度，令中方不满，使得中方更不愿满足日方的修约要求。
    1887年初，盐田因崎案已结，催促修约事宜，中方以必须等待南北洋大臣的回答作为回复。(82)作为缔结《中日修好条规》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原约分修好条规、通商章程为二。条规首段声明彼此信守，历久弗渝。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则声明现定章程十年重修。是章程可会商酌改，条规并无可改之说。至通商章程，大致本与西约无甚悬殊。惟第十四、五款，不准日人运洋货入内地、赴内地买土货，为最要关键。……今日稿第一款内，一曰遵守彼国通商章程，再曰遵守清国与各与国所缔通商章程，固寓一体均沾之意……请缓议。”(83)
    于是，总理衙门从缓商议。其间盐田屡被日本外务省催促，却无以回复。(84)总理衙门在盐田多次催促之下，在1887年6月17日向盐田送交中方节略。(85)节略基本上由李鸿章完成，将日方最在意的三项修约重点全部拒绝。(86)中方认为条款涉及日本与欧美修约事宜，既未经了结，如何预约，实属不可行之事，尤其关于撤废“治外法权”一项，中国认为“碍难允从”。(87)中方的态度令日本感到交涉难以为继。
    1888年9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隈重信认为“彼此意见，异多同少，即如总署王大臣所酌拟之条款，究不足以惬我政府之意。……条约一节，暂且从缓为便。但此次商议仍属未决，且修约期限，其满已久，嗣后无论何时，随便再行商议，固无不可”。(88)亦即日方希望暂缓修约，但担心中方以十年期满才能修约的规定为由推迟修约交涉，故把此次交涉视为“未决”，以便日后随时交涉。
    盐田与总理衙门的修约交涉，始于日本与欧美有约诸国的修约预备会议取得进展而启动，历时二年有余。其间，日本外相井上馨因与欧美交涉修约时，以开放日本内地来换取欧美诸国同意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招致国内反对；许多有约国家也因在日本商业规模过小，即使内地开放亦无利可图，而不同意交换领事裁判权。井上又以采用外国人法官的方式，来换取欧美诸国同意废除领事裁判权，亦招致政府内部的反对。在国内反对声浪下，日本于1887年7月29日向有约欧美诸国通告，到日本新式法律制定之前无限期停止修约会议。井上馨的“条约改正”交涉以失败告终。其后，大隈重信接任外相，改为采取个别谈判的方式。(89)此时，与欧美相关国家的联合修约会议已经中止，在重西轻中、中西修约联动的“条约改正”前提下，加上中国不同意“治外法权”专条，大隈遂做出中止交涉的决定。(90)
    此次修约交涉失败，日本政府高层形成如下共识：由中日修约交涉过程来看，与清朝修约不可能以一般寻常手段来达成，而必须诉诸废弃条约等非常手段，一旦放弃以通常的外交交涉来解决，则残余的方法仅剩废弃条约，或是发动战争，并以战胜而迫使对方接受要求。此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不再处理中日之间的修约问题。(91)修约交涉的内容必须由双方妥协、彼此同意，日方要求的修约内容既然不是中方所能接受的，中方自然不会同意，日本屡次向中方提出修约交涉要求均未能得逞，最后欲以战争来解决，也不过是日本在交涉无能之下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