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密切关系，但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似乎有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简单地认为美国学界和政策界之间是无数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s）--即学者与政府官员和智库人士经常转换位置，互相配合--进而认定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是过于武断的推论。
    一般来说，中情局如此“钟情”甚至迷信前苏联的“长治久安”，其主要目的之一很可能是为了美国国内军工集团的利益而塑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便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政治化的情报当然无法客观和精确。对于中情局夸大苏联实力的做法，居然还有人匪夷所思地认为，该局在对苏分析中的“盲点”是前苏联谍报机构在中情局内部长期卧底的间谍阿尔德瑞奇·艾姆斯（Aldrich Ames）所造成的。在最高决策层面，老布什本人从内心不希望戈尔巴乔夫失败。而他的国务卿贝克及其助手对苏联事务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相比之下，其前任舒尔茨国务卿和他的副手们则精通对苏事务。贝克本人出身律师，擅长言辞和谈判，但对历史和地区事务知之甚少，对苏联的突变当然缺乏直觉。(12)
    其实，决策者所需要的不一定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而是战略眼光和对历史的把握。在这一点上，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在1821就对俄国目后的发展有言在先：
    很难设想……俄国未来的扩展仍然会一帆风顺。如果俄国不能教化那些居住在俄国统治所伸延到的天涯海角的游牧族类，这些被征服的部族就算不给俄国添乱，也不会给俄国帮忙。而教化这些部族的过程又会使俄国成为一个膨胀过度的帝国，它必然会重蹈历史上无数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的覆辙。(13)
    麦迪逊的先见之明是建立在类似“物极必反”的常识基础之上的。他虽然不可能精确预测前苏联解体的具体时间，但对苏联帝国的长远走向显然有相当的洞察力，至少避免了中情局众多“苏联问题专家”们的双重错误：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不相信他会改革，而在戈氏执政后期则低估了改革的风险。
    三、Z先生的“苏联必亡论”
    中情局的失误不是偶然的。苏联剧变前夕，西方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主流沉浸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引发的亢奋和企望之中，对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1990－1991年）陆续出台的激进改革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伴生的风险毫无察觉。甚至有学者在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开始之前就宣布西方已经胜利，可以高枕无忧了。(14) 在西方政府、媒体和学界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齐唱赞歌时，美国的一家名为《代达罗斯》（Daedalus）的人文学术杂志在1990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署名“Z”的长文，指出苏联的极权体制必定会走向灭亡，而戈氏改革只会加剧这一进程。对“苏联问题”和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该文的署名“Z”立刻使人联想到凯南当年以“X”笔名为冷战“定调”的长文，在西方和美国造成了轰动效应。(15)
    在这篇题为“通向斯大林的墓地”的文章中，Z先生严厉斥责西方苏联学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第296－301页），指出了前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性”，原因是苏联制度不是一般的官僚体制，而是以意识形态构成的意识形态-官僚体系（ideocracy）；任何背离这一体系的举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苏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其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如何使之解体（dismantling，第337页），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自掘坟墓。(16)
    Z的真实身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里亚（Martin Malia），(17) 使用匿名是为了保护为此文提供消息的前苏联人士。在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一片赞歌中，马里亚在苏联解体近两年前做出极为悲观的预测，似乎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洞察力。Z文的论述基于两点：对前苏联历史系统和细微的观察，以及对西方苏联学主流的强力批判。在马里亚看来，在苏联解体前的20余年里，西方苏联学的主流学者及其各种“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苏联集权制度的辩护士；他们看到的只是制度表面的超稳定性(18)，认为苏联体制已逐步过度到“成熟的工业社会”，甚至具有“向多元社会发展的潜力”，全然忽视了前苏联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巨大震荡和付出的沉痛代价。
    据马里亚观察，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苏联学界对二战以后一直占据苏联研究主导地位的“集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进行了数次“修正”，以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等“底层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对集权模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高层问题”的专注，即以“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取代了“政权研究”（regime studies）。(19) 在这些被修正了的、非集权化的模式中，西方的苏联学界几乎把前苏联描述成了具有西方民主特点的政体，认为苏联模式虽然是从乌托邦开始，但经历了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后，最终发展到了“现代化”。(20) 根据这种逻辑，斯大林的“暴政”不过是过眼烟云（a passing phase），或一个“非正常”现象（an aberration）；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际上恢复到了所谓“正常状态”（normalcy）。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所谓“机构性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苏联军方、企业管理阶层、或科学院学者，都可以通过多元方式表达各自的见解。(21) 最令马里亚反感的，是西方苏联学界中有人把斯大林时代描写成由一个从下至上、由“恐怖社会”经过“进步”发展，达到社会“流动”（terror,progress,and social mobility）的“民主现象”，使得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能够由底层脱颖而出，(22) 等等。他认为，西方苏联学主流未能透过表象看到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本质（第300页），过分注重前苏联集权政治的程度和数量（degree and quantity），而非本质和质量（nature and quality）。在马里亚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体制动了大手术，但该体制的基本内核（党政体系、中央计划、警察系统、党务系统等）基本上得以延续（第301页）。
    作为苏联史学家，马里亚认为要真正把握现状和洞察未来，必须以史为鉴。首先，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基于乌托邦式的理念。之所以“侥幸”成功，是由于俄国在一战期间的深度危机。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以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对沙俄旧军队的控制，以政治警察（或契卡）来打击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敌人”。在1917－1920年间，有1500万到1900万俄国人死于战乱、饥荒和疾病，其中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式的奢望和执政不力（第305－310页）。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和1929－1935年代强制性集体农庄运动，造成了600万到1100万人死亡；3000万农民迁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力因此遭受严重破坏，农村生活水平倒退至1913年以前的水平，俄国由一战前欧洲的“粮仓”沦为谷物净进口国，至今元气尚未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