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苏联史就是现代史的同义语。现代史“经典作家”的各种定义对此都没有怀疑。例如汉斯·洛特费尔斯就从俄国革命爆发和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中看到一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到来①，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也把1917年作为他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20世纪史的著作的起点②，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简明20世纪史实际上是与苏联时代重叠的③。这三位研究兴趣、社会与教育背景、出身和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的上述一致性，足可以诱使今天的史学家把20世纪称作“苏联世纪”。不过，这似乎只是在制造不必要的标签竞争，因为已经有一个作为时代称号的“德意志世纪”了④。至于哪个国家可以享有冠名权--在此美国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是一个既不能引导深入分析也无助于知识增长的问题。无可争辩的是，只有把苏联包括在内才有可能书写20世纪的历史。这适用于欧洲，也符合1945年后世界的情况。
    苏联的存在对20世纪历史的事件序列和结构，对国际体系，对文化关系和微观环境（这种微观环境不只局限于苏联），对政治和社会的话语，对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尽管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我们还是要再次加以强调，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不要把苏联史错误地理解为苏联疆域内的历史，就是说，不要理解为现代史领域内众多国别史中的一部。苏联史同时显示出欧洲和全球的维度，它波及西欧和欧洲以外的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和生活环境。就德国的历史来说，苏联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其历史遗产也可以被感觉到。不仅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居民，而且对于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势力，对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某种程度上对于联邦德国的东欧史专业），对于安哥拉农产品的中间商，以及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配备，苏联史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现实，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经历。这些由苏联引发的多重复杂关系正是现代史研究的对象，不过目前尚难预见这将对其问题、主题和方法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苏联史的多层次性置于现代史上欧洲和全球的复杂联系中，并在现代史的研究任务中把它表述出来。一种实用主义的分割似乎是适宜的：不言而喻，苏联史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人们的历史。对此，研究工作将继续予以关注并且要掌握大量经验性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怎样才能进一步对20世纪史的理论化作出贡献，目前尚无法得知。不过，轮廓已大致显现，这将在本文加以介绍。此外，涉及苏联的现代史研究必须通过有关苏联政治-帝国的和文化-文明的扩张史来加以补充。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下列情况可提供例证：有关冷战发展和美国政治集团接受极权主义理论的最精彩著作之一，就是由一位苏联史学家写的⑤。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苏联也影响到它实际上并未出场的地方，就像普希金的“冷漠客人”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样。
    应当使用哪些概念和分析范畴来阐释苏联史，这显然取决于认识兴趣。在一份杂志中，已经有人联系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对1989－1991年剧变的意义进行思考并且为勾勒轮廓提出了建议⑥。文章认为，必须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好的建议，要他们借助系统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不能强迫被建议者遵从这一号召，因为历史事实的重要领域是处在被建议的系统概念之外的，或者介于它们之间。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们所处的时代，在苏联衰落的影响下，苏联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系统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显然，共产主义政体的崩溃预先规定了提出问题和进行研究的角度，并导致了历史主线的出现。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和1989-1991年剧变这三次划时代变革已经决定了俄罗斯-苏联历史的轮廓，并且“难以卸却的遗产负担”又宣告归来，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历史学家的挑战，即探求这几个时代之间的因果联系⑦。相反，下列观点--尽管原则上不对这个研究计划发生怀疑--应当受到反对：1.迄今为止，出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走向歧途，因为它处在构建历史工作的虚渺高空，没有找到解决真正焦点问题的答案；2.它坚信，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国内战争成为苏联史变革性的同时也是创伤性的起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沙俄帝国深刻危机的导火索，主要处于另一种历史作用的框架内；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的，因为希特勒德国所侵袭的苏联社会早已被27年之久的内外战争、暴力和恐怖统治所毁坏；4.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触动苏联的制度，甚至巩固了这个制度，相反的新现象却在国际关系和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中显示出来，借助革命、帝国、民族这些构建中的大范畴虽然可以描述20世纪的几个主要特征，但它们却基本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状态中。相反，新近的研究探讨了苏联史中那些可以认识的--对现代史的定义者来说总是如此--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统治关系以及“亲身经历者”的生（幸）存与日常生活领域。归根结底，这些研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研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前述观点不同，本文试图在兼顾欧洲背景的情况下，突出苏联史的几个主要线索，它们或者不存在于前面提及的三个概念框架内，或者存在于这个框架中别的地方。然而首先必须声明，本文只是刻画一些轮廓，特别是描述一下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的任务，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确定苏联史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文也不是一篇文献报告。此外，对1917-1945年这个时期只进行了相当简短的论述，因为关于这段历史已有多种总结性报告了，而且现代史的困难性也不允许在这个地方反复讨论。不过，考虑到欧洲的背景，应当增添几点补充性的也许以往很少被注意的内容，包括零散的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机构特点的介绍。相反，1945年后的时期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尽管对1945-1953年期间的斯大林主义缺乏研究的落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年代作为考察对象的现代史研究，除了个别例外，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出现。因此这一部分应当受到特别关注。这个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开发，这种情况对于欧洲范围内比较现代史的编撰很不利。如果以比较的眼光来看有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大量研究工作，那么不能不指出另一种明显落后的状况，这表现在：国内从事东欧史研究的人员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德国史的研究者；在联邦德国不存在专门研究苏联现代史的机构，这与对联邦德国史和民主德国史的研究形成鲜明反差⑧；因此现代史研究只能出自大学里那些不只是针对现代史的东欧史研讨班和大学外那些不只是从事现代史研究的研究所；以苏联史为重点的教授席位被取消了⑨；在俄国，对这个时期档案资料的查阅要比对德国史资料的搜集困难得多；俄罗斯史学家还同这个时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⑩；人数众多的美国研究机构则要么专注于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要么专注于冷战、外交和国际体系。所以本文第二部分试图就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现代史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探讨。在此也对这个帝国发表一些个人见解，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应当按照贯穿于本文的、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中心议题来剖析前述若干现象，因为苏联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受到多少注意，但它们却可以把这个历史分支推向欧洲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