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初期相同的类似问题，也存在于1941-1945年以后的时期，当时民众还既没有从恐怖统治中，也没有从生活环境的大破坏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和平的有序的和可计划的状态。虽然斯大林主义晚期的恐怖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针对性的，即他至少在事后抓住了那些可列举出名字的团体，但是在1945年以后，却有比战前还多的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数百万被遣返回国的人都曾在洗脑集中营中呆过。从希特勒德国活着回来的苏联战俘，又陷入了苏联当局的魔爪，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分子。集中研究这一时期当事者经历和心态的专著目前还很少，仅有的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消沉与冷漠的社会。战争期间短暂的宽松环境，作为专制政权下难得的自由和宽容，在战后迅速结束了，这使形势变得更糟。自身和家庭十多年的高压经历，屈辱，如影随形的生存威胁，担惊受怕，对暴力机器的顺从，一直处于最低限度的社会和物质需求，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文环境来说，对于革命后据说是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方案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破坏、毁灭和死人，这些初期行为对于以后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不论就精神创伤、社会内部状况来说，还是就力图淡化暴力史的研究者来说，以下事实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历史，的确应当从集中营的幸存者开始书写(18)。
    赞成书写暴政和暴政后果史不应导致与其他任务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对待从1917年到1953年的发展，将其写成一部没有区别的犯罪史，或者完全忽略其他必要的研究方向。从欧洲比较现代史的角度看，恰恰在其他领域，尤其在社会史领域--在此社会史被理解为包括文化史的扩展--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妇女史，要超越目前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20年代妇女史，仔细考察妇女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已有一项开拓性研究描绘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苏联女工以及“废墟妇女”的情况，她们承担了大部分重建工作(19)。与之相关的似乎还有一篇关于尚未得到很好研究的苏联性别史的文章(20)。对于其他未被包括在“工人”、“职员”和“农民或集体农庄成员”范畴内的社会群体，也需要进一步研究(21)。尤其有理由抱怨的是，区域研究很不够，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观察地方的情况，以至苏联史始终是出自莫斯科视角的历史。不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暴力无处不在，人们应当或必须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如果他想撰写一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文章的话。所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著述都应当服从这个律令：每一部地质学史都应涉及恐怖(22)；每一部关于苏联教育学的著作都应提到对教师的肉体摧残(23)；每一篇自述文献都应提及暴力经历(24)；在论述少数民族问题时都应提到对包括俄罗斯族人在内进行的屠杀、暴力和镇压(25)，如此等等。在叙述1953年以前的苏联史时，不可能对暴力和毁灭轻描淡写，事实上，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持这样见解的著作。然而，过去却并不总是这样。最近25年间，关于两战期间苏联史的编纂在这方面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以1928-1929年的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为特征的新计划经济时代(26)。然而某些方面仍有欠缺。能够与关于大众汽车厂的著作(27) 相比拟的研究还没有出现，不过已经有了关于个别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企业环境的区域性研究(28)。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似乎绝迹了，这也与研究机构的缺乏密切相关(29)。
    在此，指出研究趋势的一个特殊性是有必要的。在历史科学发生所谓范式变化之后，无论在德语区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区，文化史都占据主导地位了；在美国－美语苏联史学中，一些转向语言学的儿戏已登上前台。但令人费解的是：第一，它们是如何批判性地远离了专制政体的；第二，它们如何“根据文本”--哪怕较为接近地--诠释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暴力。那些被枪毙的人绝不是由于语言学问题，因此转向语言学就意味着在那些牺牲者面前止步不前了(30)。
    对暴力史的认识，首先是俄国人研究中的一项功绩，他们自1991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这里所指的不只是诸如卡廷屠杀案、战后遣返者以及德国战俘等引起轰动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苏联领导人亲身参与犯罪的情况。有关政治局内部活动和决策过程的重要知识，已是众所周知的了(3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同行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不过，要对这些工作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将会使本文变得臃肿不堪。对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和重要的清算工作，是由名为“纪念碑”的团体进行的，这得感谢俄罗斯历史学的后共产主义环境，况且这种清算工作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也不与专业研究发生组织联系。然而，仍有若干历史领域还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特别令人讨厌的是，最关键的文献仍受到政治监控，档案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档案法使档案保管员不知所措；如果涉及人事的或“敏感的”案卷，其公开出版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不能肯定，这些案卷是否会损害那个通常被称为“民族形象”的轮廓模糊但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而要对此作出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要听凭档案保管员的好恶，而他们则由于没有明确根据而宁可正面坚持职守。
    俄国人的现代史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史料搜集和出版上，这与档案馆和档案保管员糟糕的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他们不得不依赖外国通过出版项目或研究计划而提供的财政资助。因此，对概念的“进一步加工”大都留给了西方史学家来做，这与其说是由于缺乏专业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下列事实：单靠无聊的思想工作是难以为家庭挣来面包的。因此，苏联时代的传统尽管已经发生变化，但可惜仍在继续，而那些在范式上已经作了重大调整的西方史学家，同样还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来作为自己解说的采石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