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决定1953年以后阶段的，并不仅仅是削弱斯大林主义的尝试。标志着新动向的有四大主题：苏维埃社会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改变，社会转变和帝国。下面就对此作一简要评介。此外似乎还应谈谈经济和民族问题，但限于篇幅只好放弃(39)。
    大约从1956年起，除了知识分子中影响持久的非斯大林化，还显露出另外一些标志着新时代出现的迹象。首先是把苏维埃制度改造成一个社会国家的努力，尽管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这一发展趋势是从1956年的社会立法开始的，在1964-1975年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头十年逐渐加强，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增加度假天数，为妇女产假提供补贴，增加或者新引进事故和残疾人抚恤金，建立国家疗养机构等。人们的实际收入连续增长，特别是直到当时为止还相当微薄的只能用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养老金有了较大提高。苏联产业工人的养老金制度开始于1956年，从1964年起，政府决定也为集体农庄的农民支付养老金。这一决定具有深刻的转折意义。只要回顾一下该措施出台前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老者，他们在农村居民中的比例因为年轻人的出走而大幅度提高--苦不堪言的生活境况，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的社会政策在苏联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评估。我们可以依据领取养老金者的数目来作出判断：1941年苏联只有400万人可以享受养老金；通过扩大符合条件者的范围，60年代领取养老金的人达到了2100万；在农村居民被纳入享受养老金范围之后，1964-1965年又增加了800万农村享受养老金者；通过规定退休时间，即妇女到55岁，男子到60岁，1969年仅农村享受养老金者的数目就上升到2240万；70年代末，每三个农村居民中就有一人为养老金享受者(40)。
    在过去的苏联理论家看来，“社会政策”纯属荒谬之事，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要求为供应匮乏提供补偿的怨愤之声在居民中不断出现并日渐强烈。最后，1962年在瑙沃切尔凯斯克爆发的动乱表明，只有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并杀死一大批人，才能把那里的造反民众及其要求镇压下去(41)。因此，关心居民需求、提高社会福利、促进消费、改善医疗护理、兴建住房、扩大教育领域、补贴主要食品以及有宪法保障的完全就业，就成了投资巨大的社会政策，国家政权试图以此收买居民的忠诚。有人把居民和国家政权之间在政治－社会关系上的这种混合概括为苏联式的“福利－国家威权主义”(42)。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除个别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甘冒物质损失、被捕和强迫精神病治疗的风险，勇敢地讲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小打小闹外，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1964年以后不再出现了。然而，国家政权为这些政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可以承受的范围，终因经济效益下降而无法兑现。
    合法性基础问题，是与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断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对于苏联政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一点儿也不夸张。但后来，有关合法性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列宁领导的1917年革命自然没有受到质疑，但非斯大林化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不像一个胜利故事那样高歌猛进，况且这种认识完全符合居民的经历。在过去，战争胜利的功绩掩盖了斯大林时代存在的种种矛盾，那种违背事实把斯大林刻画为苏联的“Grfaz”（德语缩写词，意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将军”，是纳粹对希特勒的吹捧语）的做法，使人们无法看到他的罪行。同时，爱国主义思潮又可以被引导到对国家政权有利的方面。代价高昂的胜利把国家政权与民众结合在一起，而获得胜利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与在民主德国的情况不同--正是苏联公民的亲身经历。不过，也不应把这个结论田园化，在因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而被兼并地区居住的民众，是不会因此对苏联政权产生好感的。就合法性基础的改变而言，具有独特意义的是：非斯大林化与经过艺术加工的胜利者神话携手并进。因此，参加过战争的老兵自1956年起才被批准公开地和有组织地活动(43)。然而，把战争中的胜利作为合法性基础，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失败和勃列日涅夫集团重新强调昔日的价值并且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时，又获得充分认可。直到60年代末，不计其数的颂扬伟大卫国战争中诸战役、牺牲者和胜利的纪念场所和纪念碑，才像出土的蘑菇一样大批涌现(44)。
    与社会政策相关，还形成了一个新的物质与精神坐标系，依据这个坐标系，苏联公民应当怀着自豪的心情来看待国家政权的胜利，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意识形态一再被淡化，党越来越成为一个失去意识形态和社会锋芒的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投机钻营的升迁跳板。国家政权不再以靓丽的身姿出现于国际舞台了，它只是在表面上自封为合法者，正如西方理论家早已习惯了的那样。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传统已经珠黄色衰，国家政权只能用一条腿站在反法西斯胜利的坚实基础上，另一条腿已站在了摇摆不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动员机制上了。
    第三个领域，即苏联社会，是最难把握的研究对象。事实上，苏联社会在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个根本性转变。直到6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基本完成，这时已有一半居民生活在城市，从工业劳动中获取收入，货币工资基本取代了实物补偿。1917年那种具有地区、性别和代际差异的文盲现象，这时已被社会教育所取代(45)。在某些社会学指标上，苏联社会已经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甚至与之持平了，工业社会的概念也已适用于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