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苏联社会与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现代化导致了大体相同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看法具有欺骗性。首先，苏联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混为一体，这恰恰构成苏联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尽管已发生了变化--适用于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变种的南斯拉夫。在这种体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工作岗位、各类企业、行政机关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公共机构成为苏联社会的核心。“企业”（就一般形式而言）不仅保障劳动者的收入，而且构成社会联系体系，它们组织各种活动并使之成为可能：到自己喜欢的休养所度假，进修深造，社会升迁和与之相联的物质改善，职工子弟的学前护理，得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所等。社会关系经常局限于职工内部，因为企业职工大都居住在本单位的宿舍区。尤其独特的是，许多婚姻也发生在同一企业的成员之间，大部分文化活动包括政治教育，都在企业自己的俱乐部或“文化官”中进行。
    企业及其经济状况就以这种方式介入苏联社会组织的中心，使苏联社会显然分散为许多经营型的劳动集体，它们只具有小范围的社会联系。大跨度的组织既没有社会凝聚力，也不能塑造社会。从规模上说，工会是最强大的组织，但它们同党、共青团或其他“自愿结合的”协会一样，都不能在这些小社会之间架设桥梁(46)。结果是，必须把完全公开的由国家政权控制的社会的有关设想驱逐到神话王国中去。自5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日益增长的私有化现象不可忽视。
    撰写20世纪的比较社会史，必须注意社会主义东欧的这个特征。在此，不仅社会主义的比较社会史是有意义的和迫切需要的，而且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它们不允许被视为受到完全控制的，“从上面”加以构造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操纵、国家干预措施和调控程序，它们却始终保留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从社会历史的宏观层面出发进行研究，舍此，人们只能得到一些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不真实描述。说句过头的话：我们迫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企业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对苏联社会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进入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心态的内部，进入决定着被研究者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复杂背景。相反，依靠“教育社会”和“工业社会”等概念，我们将无法前进，因为它们--在现代化理论的意义上--被假定具有和西方社会的一致性，而实际上这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类似情况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从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史是碎片状的，并且接近于一种日常生活史，它只在局部环境中显示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网络化及其结构化倾向。这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西方语言复述苏联政权局部的不可否认的成功故事。苏联极力宣传共产主义时代的伟大成就，使人们（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这些成就不能正确解释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所以我们只能以加引号的方式来称呼前面提到的苏联“社会”。
    如果从前述视角来考察苏联社会，那么就可以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会如此令人吃惊地和平地垮台，而且这一事实被社会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所接受，其间，真正的冲突差不多完全是沿着民族分界线而爆发的，并且与维护帝国的现状有关。只有把改革时期的社会衰竭视为其前提条件，这一事实才好理解。此外，这也与前面所说的“企业关系”密切相关。简言之，当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劳动生产陷于困境，超企业组织的社会体系由于财政负担过重而瘫痪，生活水平下降，企业不再履行供应和社会网络功能时，对国家政权的效忠就合乎逻辑地消失了。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尽管国家政权后来对社会舆论采取了宽容态度（公开性），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到，政府是把公开性作为补偿提供给已虚脱了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目的在于借此制造效忠，因为它在物质方面已经没有东西可提供了。然而，对于多数居民来说，与社会衰落相联系的意见表达并不是什么值得珍爱的选择，无论贫穷的工业工人还是社会地位摇摇欲坠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支持这个政权的理由了，它已经成为无关紧要的了，尽管它产生于光荣的革命传统。多数居民并不特别看重这个受人操纵的公开性，况且它刚刚出台就因切尔诺贝利事件丧失了自己的清白。许多党员干部是最早作出重新选择的人，青年团干部也是同样。即便苏联社会是一个教育和工业社会，这也不能说明它与体制崩溃相关的任何问题。但是（走样的）效忠、供应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小环境中的紧密结合，却同那些试图与莫斯科中央政府大人物作对的地方“英雄”（如叶利钦）的出现一样，可以使人加深对悄然崩溃这一事实的理解。在此，社会国家、效忠与合法性问题的相互交叉，可以被加以描述并转用到历史分析之中去。
    与迄今的论述不同，我们不能仅靠当时杂志中所提出的建议来讨论帝国问题。不可忽视的是，部分研究致力于冷战和苏联向东欧扩张的问题，因为这些国际政治问题触及到历史科学的传统任务领域。H·施瓦茨近来在其概括介绍20世纪史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制定任务的著述中，就突出强调了这些主题(47)。不少现代史学者正在研究1945年后的国际关系问题和个别外交政策问题。如果档案得到开放，与之相近的主题成为研究任务的话，那么，传统的外交史著作--尽管常常听到有关主题、观念和方法更新的声明--一直在增多并不奇怪。毫无疑问，必须开发利用新文献，获取新知识，但是怎样结合苏联的情况从理论和方法上重新编撰国际体系的历史，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就是在俄国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因此这部分苏联史--可以看出不仅仅是苏联的历史--最需要加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