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现代史的研究
    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1953年是苏联史的转折点，但我们也不应回避有关这一年代的疑问。这个问题不仅与二战中大大扩张的苏维埃帝国相关，而且也涉及在苏联长期延续的结构特征。像德国1945年那样的深刻转变，在苏联是不存在的，1953年也不是。退出政治舞台的是一个独裁者，过去只要他不发话，任何重大决定--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都无法作出。斯大林去世及其对后来发展所带来的后果，首先证明了这个年代（1953年）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大量理由否定其转折意义，因为整个体制既没有崩溃，其核心部分也没有被毁。机关干部还是原来那些人，政治术语似曾相识，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领导”完全是由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他们原先就在斯大林最亲密的小圈子里共事。斯大林时期的建设“成就”，如计划经济、集体农庄、1936年宪法、秘密警察的无所不在、分裂成原子的社会甚至集中营等，都照旧存在(32)。只是由于斯大林死了，在人为推动下（如国内战争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期间、30年代的恐怖统治中、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放逐时期，由于逃亡、疏散和迁徙--顺便提一下，这在1941年前也发生过--以及由于后来迁回被占领地区，由于重建以及由工业化引起的强劲城市化）而始终不得安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开始不稳定，不巩固了；不计其数的迁徙者直到60年代才停下来，他们曾成百万地穿越苏联并展示了苏联史的另一个特征。城市化在1953年以后继续发展甚至进一步强化。庞大的空间开发，如在偏远地区和原始森林地区获取原料、垦荒运动或新建城市等，构成了1953年以后时期的特征，再一次推动了苏联内部的强制迁徙浪潮。就已知情况而言，这种大规模迁徙与20世纪整个欧洲的放逐和迁徙运动汇为一体(33)。如果说迁徙--大部分是强制性的迁徙--构成20世纪欧洲史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也是其一部分。迁徙是在1912-1913年从巴尔干开始的，随后一直扩展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最后十年又在巴尔干大规模发生。对整个民族的放逐，同数以百万计强制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迁徙以及在政府号召下向新开发工业区和新居民点自愿迁徙一样，都属于这一潮流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仅仅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可惜对它还缺乏长时段研究--在规模上就已超过了中欧和西欧。对于迁徙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尚需进一步研究(34)。
    有足够的理由使1953年的转折意义相对化，而且所有这些理由都支持以下努力，即：在不否认每个时期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把74年的整个苏联史置于另一种解释框架中。只有这样，有关研究才能把握苏联的全部试验，并把它从孤立的零星的信息中引导出来。然而不少人仍沿用下列已经毫无意义的划分，即以1917-1929年为一个考察时段，接着是直到1941年的斯大林主义研究，然后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则以晚期斯大林主义为研究对象。对于晚期斯大林主义，如前所述，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35)。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如出一辙，对1953年以后时期的研究在结构上的连续性也清晰可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1953年后新时代的开始。除了斯大林去世，能够说明其转折意义的还有对斯大林暴政的抛弃。这是一个能把两个时期相互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一转折开始于1954年初，即1953年12月底贝利亚被形式上已取消的特别法庭宣判死刑并与其几位同事一起被处决之后；这些人成了斯大林惯用的技术高超的镇压反对派方法的最后牺牲品(36)。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史研究应把1953年当作一个明确转折点的重要理由。这种做法，大概会比目前流行的把对1941年以前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同对1945-1953年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区别开来的做法持续更长时间。
    对于这个相当精确的苏联史的第二阶段，可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加以概括：不同步的非斯大林化(37)。同时还应强调指出，斯大林主义构成了苏联史的轴心和枢纽，其遗产给以后的岁月留下了阴影，换句话说，所有后斯大林政权都首先面临使自己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这种情况是由苏联领导人力图保住自己权力的强烈意愿而决定的，虽然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强度发生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某种程度说，这种情况早在1953年就以贝利亚实施的若干措施而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大约180万集中营囚犯实行大赦。但上述做法既没有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核心，也没有触动其组织机构和斯大林本人。这两个问题到赫鲁晓夫时期才提上日程。这里不可能对每项具体措施都深入讨论，但可以说，从1954年到1990年的持久任务就在于改变斯大林体制的延续性，然而却从没有取得成功。
    关于暴力史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即：非斯大林化是从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和废除集中营开始的。赫鲁晓夫亲自敦促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描述集中营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同样也证明了上述联系(38)。不同步的非斯大林化后来也继续发生于其他领域，无论在经济生活、经济管理领域，在党内和经选举产生的专门委员会内，还是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上，都清晰可见。实践证明，只有彻底打破旧体制，才能实现普遍的变革，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的风格对此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的垮台，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维持体制的必要性。此后，非斯大林化就只限于官方规定的范围了。再后来，改革构成了彻底非斯大林化的第二篇章，其范围涵盖了重新定向所需的一切内容：清算斯大林主义，公开的历史辩论，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恢复名誉，斯大林时代工农业亏损，作为斯大林时代遗产的居民消费水平低下，苏维埃民主制度的程序，以及直到当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的民族问题。在改革中，人们期望用前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成就”--“好的”列宁和“美妙的”但很遗憾被斯大林扼杀了的新经济政策--来动员民众。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有多么深重。当时，苏联领导人还没认识到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历史划分的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