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17-1953年时期的研究状况
    苏联史的全部建构都必须从人口损失开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饱受各个方面灾难的打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开始的，自1917年起--虽然不是自十月革命起--一股瓦解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衰落的俄罗斯帝国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触及。十月革命后情况更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变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十月革命使大灾难在那些年间的欧洲畅行无阻。难以想象的大规模人口损失再一次唤醒我们的记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俄国有两百万人丧生；至于多少人死于1918-1921年的国内战争，已无法获悉准确数字。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包括1921-1922年大饥荒--它导致四百万到五百万人丧生--在内，苏联的实际人口数比预计人口数少了2800万。特别是处于兵役年龄段的青年男子大量减少，1917-1922年间，可服兵役的青年男子中有31％（670万人）早殁(11)。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青年人都不曾如此大规模减少。这些数字掩盖了不久前在乌拉尔地区的区域研究中被称为“灾难中的生活”的那种日常生活(12)。这项资料确凿的研究，再一次清晰展示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政治、社会与日常史维度，就其悲惨乃至野蛮的状况而言，这样的人类生存在当时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
    到下一次人口灾难出现，中间只隔了短短11年。尽管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但这一数字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远不能同1933年的饥馑和瘟疫相比：大约600万人成为它的牺牲品。恐怖统治则雪上加霜，使情况变得更糟，据说从1928-1941年大约有800万人死于各种“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方面牺牲了2600-2800万人。1945年战争的结束并没带来人口增长，1946年饥馑期间，又有200多万人早殁。至于有多少人死于集中营，也许永远不会得到精确统计。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很多人1945年后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导致大约占苏联全体居民3％的人在斯大林主义政体的强制机构中艰难度日。
    过高估计可怕的死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迄今我们还完全缺乏理解这些人道灾难的范畴，这些灾难产生的原因各异，凶手、动机和情况都不同。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大量记录事件经过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已出版。但是，除了牺牲者是同一社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员这个事实外，假如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又是什么呢？似乎可以认为这些事实和事件是互相关联的，只是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也一样）目前还完全没有掌握它。不过问题在于，在回顾20世纪的时候，苏联的毁灭和死亡浪潮是否只是一系列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事件”(13)。在集体流放事件中，这种联系已经很明显了，而且作为20世纪暴政史的一部分不能再被忽略了。
    大量死亡只是人口损失史的一部分，而这个损失史在其他领域也以极度的规模表现出来。沙皇帝国崩溃后，各种组织机构悉数瓦解。旧的治安机构，包括民兵和正规军也衰落了。特别是，法律制度遭到严重侵蚀，以至于在俄国建立法治国家举步维艰，而且这种困难久久难以克服。于是，一个持久的法治紊乱阶段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法治虚无主义又使这种紊乱变本加厉。新政权同时还打碎了原有的经济和所有制制度，这早已为人所知。教堂和宗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受到激烈批判，家庭作为一种机制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上被严重削弱，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行政管理精英和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国外；汪达尔主义的图像破坏运动开始了对政治象征符号的摧毁，使当时还发挥作用的日常生活标志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标志；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父母的少年儿童成帮结伙地流浪在城市和乡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苏联史开始时，传统的损失和瓦解现象发生在所有领域并伴随着人员死亡，其规模之大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场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关系、价值、生存条件的根本性危机，死亡、暴力和不安全的经历无处不在。
    制作一张那个年代在欧洲所发生危机的排序表似乎颇具嘲讽意味。然而，没人能够回避这样的经验性结论，即苏俄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无可比拟的。20年代初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和新兴巴尔干国家--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自1929年起组成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很不稳定的政治状况与动荡的社会、种族状况，都无法与苏俄的情形相比。就是德国因战败而导致的危机也没这么严重；德国的失败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它所造成的危机只有一部分可以从经验上加以测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德国，对自身危机的认识和对民族灾难的觉悟显然更加强烈，尽管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危机发生在苏俄。
    单就人口危机而言，下述事实对于苏俄来说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也不被承认，即：危机对当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后果，例如，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内战争那一代人，从中形成了何种生活感受和生活态度。几乎没有人把这些灾难解释为苏联史的基础并将其与后来的发展相联系。显然，作为历史变迁中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苏联史著作都对此避而不谈，这与下述看似可信的论证有关，即：牺牲者虽然作为统计数字而出现，但并不作为无声的历史参与者而出现，而幸存者则会更彻底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暴力、大规模死亡和巨大的破坏行为视为事件序列的背景，那将对苏联史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种局部可观察到的以新形式重新回归的宗教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吗？这种危机已把现有的所有信任感都破坏无余了(14)。共产主义政权凯旋高歌式的自我吹捧，以及自导自演、喋喋不休、神话般夸张的历史目的论，梦幻般的进步乐观主义，技术官僚的未来统治和从现实看纯属荒谬的消灭一切暴力的社会乌托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并不全是从意识形态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幸存者为克服普遍存在的争斗和死亡而进行的努力。上述情况加强了在意识形态上早已预先规定的把由历史所选定的人和蒙羞的“原有人”（byvie ljudi）相互区别开来的简单划分。服从共产主义立场观点的部分青年人，可以获得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优先权，这个观念曾得到较低年龄段布尔什维克党员--在1917年平均为29岁--的坚决拥护(15)。不光布尔什维克，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和1917年后年轻一代的成员，都曾经醉心于先锋队的角色，坚信自己是优选者，唯有自己拥有塑造未来的能力。如果人们仍然继续坚持这种思想，那么国家政权在众多阅兵式、纪念日和节日上的宏大表演就算是一种在坟墓上跳的用魔咒召唤生命和未来的舞蹈了。苏联领导人试图在对列宁的狂热崇拜中把居民的“形而上需求”转向国家政权(16)。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如果谁从死亡数字得出结论说，这种死亡记录肯定在人们的思想和著述中普遍存在，并且会是一种与具体环境相应的按照美学原则进行的创作，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对死亡的描写很少见，并且其微不足道的数字与实际发生的普遍死亡形成鲜明对照。通常的描述是针对敌人的，那是有充分历史理由的死亡。杀死敌人，成为战胜死亡和使幸存者--包括杀人者--进入更好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途径(17)。随着革命胜利，这种形式的优质生存竞争已经结束，但它却转向了别的领域，例如借助优生学和实验医学，或者通过哲学-技术-自然科学方面的驻颜与长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