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论、常识与决策
    凯南和马里亚二人的经历，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的苏联研究与美国的对苏政策之间的“不同步”现象。美国/西方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步走向非意识形态化，至少主流是如此。与此同时，美国的对苏政策和整体外交政策，除了尼克松政府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35) 究其原因，这既有无处不在的麦卡锡主义，也有“美国特殊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缘故。(36) 美国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霍斯泰德尔（Richard Hostadter）曾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37) 在这一基础上，北卡大学历史学家马克·亨特（Michael 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描述和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1）民族自大情结（feeling of national greatness）；2）以种族和肤色来区别和看待他国人民；3）怀疑、惧怕和反对革命。(38) 总之，作为一个没有深层文化的移民国家，美国必须以意识形态作为其民族凝聚力。(39)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非现实的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六、七十年代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不是因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而是由于美国过度推行其价值观。不考虑历史条件而滥用道德标准，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到了克林顿时期，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的外交可言了。(40)
    一个拥有阵容最强大的国际关系学的国家何以“没有”了外交？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的美国为何没有预见到苏联局势急转直下的可能？而这些失误与西方对苏联研究的投入根本不成比例。原因何在？是研究资料的问题还是判断有误？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还是方法论的问题？其实美国学界和情报界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不是第一次犯类似的错误。包括对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判断，对伊朗、朝鲜、日本（1941年珍珠港事件）、甚至“9·11”恐怖袭击，都曾出现过巨大误差。在苏联学和地区研究以外，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常常对研究对象误读、误判、误导。(41)
    上述问题可以从多方解读。然而学界和政策界的“不对称性”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有效的外交并不一定依赖学术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外交更是一门艺术而非学术，其成败取决于领袖人物和精英团体的战略洞察力，而非简单地依靠对对方的大规模的技术性侦查；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大智大勇，而非时时处处标榜自身、贬低他人的小动作和小聪明。而这些外交的艺术和智慧在美国的对苏和对外政策中，似乎是日益短缺。2009年1/2月号的《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安德鲁·克莱比奈维茨（Andrew Krepinevich）和白瑞·沃茨（Barry Watts）的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少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部门的战略判断力和决策力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下降，这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评估、战略和政策。(42) 相对来说，20世纪前半叶，美国在国际社会以外交为主导，军事上后发制人，其业绩可圈可点。这包括1900年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进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权利，又在名义上维持了中国的“统一”；1905年小罗斯福总统在日俄之间调停，因此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私下里又得到了日本对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认可；美国在一战各交战国筋疲力尽时介入欧战，1919年又以民主和民族自决的道德制高点，打开了美国介入欧洲和国际事务的大门；甚至美国在1941年以前的中立政策，都是美国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缘战略资源，从交战各方攫取最大利益。为此，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杜鲁门曾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上风，我们就应帮俄国；如果俄国占上风，就要帮德国。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尽管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希特勒赢。”(43)
    可以说，美国大战略意识衰落的拐点是越战。历时11年（1964－1975）、耗费万亿美元的越战，除了造成数百万的伤亡以外，美国所得到的唯一的“积极”遗产，恐怕只是历久不衰的百老汇保留剧目《西贡小姐》（Miss Saigon）。孜孜寻求敌人、刻意夸大对方实力，从来就是中情局的“职业病”。这包括肆意夸大前苏联的实力，断定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与此同时，美国庞大的情报体系居然未能感受到“9·11”恐怖袭击前山雨欲来的种种迹象。就此，英国记者乔纳森·帕维尔（Jonathan Power）在“9·11”三天过后一篇题为“世人皆知，只有美国蒙在鼓里”的文章中指出，恐怖袭击是针对美国在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政策。美国在巴以冲突、全球温室效应、海外驻军、反导等一系列问题上唯我独尊的（take-it-or-leave-it attitude）处世方式，使美国处于自我毁灭（self destructive）的境地。帕维尔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报复。任何政治运动都可能产生诉诸暴力的少数极端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这些运动的主流是错误的，它们总是事出有因（elements of truth）。对此，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唯有美国由于其大部分政治领袖和媒体的自我封闭而蒙在鼓里，对“9·11”袭击大惑不解。(44)
    其实，国与国相处的最基本的原则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老话。在美国学界中，除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以外，绝大多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定义、假说和概念，似乎连这一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在美国的外交和对苏政策中，兼顾对方利益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少见。对此，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是对苏联对外干涉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但美国本身却从未接受过不干涉内政的原则。”(45) 冷战期间，前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可能是唯一使美国保持自身行动平衡的清醒剂；而美国三权分立的内部结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制衡作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