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方面，前苏联政府发布的三十年代的年经济增长率为20％；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经济学界估计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6％。(23) 此外，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增长极为畸形，绝大部分是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几乎没有发展。整个苏联经济犹如一个庞大的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第312页）。而确保这一庞大体系运行的则是1936－1938年间斯大林的“大恐怖”（Great Terror），，以此来制止任何可能对其农业政策和“一五计划”的怀疑和批评。马里亚援引西方和前苏联学者的统计，从1936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恐怖”的受害者可能高达1000万，而这还是比较保守的统计。(24)
    在这千万人的受害者中，包括80％的苏军军官（第314页）。苏军受到如此重创，为何还能在二战中击败德军？马里亚认为是“地利”的原因：苏联幅员辽阔，斯大林有足够空间去换取时间，使希特勒自己犯错误而步步走向失败；同时苏联有时间转移大量军工企业，保存实力，并伺机反击。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共政权拥有了新的合法性；四十年代末的原子弹、五十年代末的人造卫星、七十年代与美国实现了核均势……这一切华丽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粗糙内涵。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经济，建立在对资源和人力大量消耗、不计成本的基础之上，在工业化和战时可以有傲人的业绩，但在高、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日渐乏力。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发展模式达到巅峰。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同年，苏联的经济增长为零（第316－319页）。
    后斯大林时代被马里亚划分为赫鲁晓夫的解冻期（thaw）、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stagnation）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对赫鲁晓夫来说，在政治上清算斯大林似乎并不难，一纸秘密报告就可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也可一挥而就。然而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革前苏联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在马里亚看来，恰恰是因为赫鲁晓夫在三个方面触动了苏联官僚体制的最敏感处，最终导致其下台。首先，赫鲁晓夫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新成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Regional Economic Councils,Sovnarkhozes），从而削减了中央部门的权限。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党务系统分为主管农业和工业的两部分，引起众人反对。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赫鲁晓夫力图对重要的党内职务的任期加以规范和限制，触动了一大批党内高层人士的根本利益。赫鲁晓夫在这些国内政策上的失分，甚至超过了古巴导弹危机，最后墙倒众人推（第320页）。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1964－1982）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称为“停滞期”。其政策走向包括停止非斯大林化，因为过分贬低斯大林不利于政治稳定；虽然勃列日涅夫政权从未以官方名义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但停止了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迷信”的攻击。在经济方面，由于工业部门的反对，柯西金总理试图用以某种有限的权力下放提高生产效率的政策也裹足不前，工人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经济效益低下；与此同时，“地下”经济却大行其道，最终导致相当的经济管理部门、党务系统、甚至执法部门“黑社会化”（Mafiaization）。到八十年代初，随着前苏联执政的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脚下，整个苏联的体制已病入膏肓，滑向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的墓地。
    在马里亚看来，医治这些制度上的痼疾，挽救这一垂死的机体，对经历了18年“停滞期”以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以悲剧（drama）收场的改革尝试。然而，戈氏还是知难而进，对已经不可救药的政治、经济体制施以“重建”（perestroika）、“透明化”（glasnost）和民主化“三板斧”。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始于1985年4月，目标是为举步维艰的苏联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以加速经济发展；为此，戈尔巴乔夫问计于专家学者，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政府经济部门进行改组和合并，撤换了一大批官员；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酗酒运动，实行质量检验制度。然而这一切均未能重振经济，反而适得其反：反酗酒运动迫使伏特加的销售转入地下，国家失去了一大笔收入；质量检查制度使大批企业完不成利润计划，收入下降；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又使各级官员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到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的各项“重建”政策均遇到重重阻力。
    不得已，戈尔巴乔夫发起了“透明化”运动（glasnost），力图通过知识界和舆论，营造开放、改革的气氛，对体制内的官僚体系和僵硬的思维方式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正被流放的萨哈罗夫（前苏联主要持不同政见者），请他“出山”并保证其言论自由，希望他能为改革推波助澜。其结果是苏联的政治生态急剧分化，自由/改革派的交锋日益白热化，来自反改革派的阻力也越来越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利加乔夫（Ligachev）指责说，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会使苏联的体系、传统和价值观念毁于一旦（到1989年，前苏联的几乎所有政治和价值观念都受到公开指责、批判和诋毁）。对此，戈氏的改革派认为，不存在除了重建以外的任何其他选择；如果苏联经济继续停滞，苏联会很快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以致亡党亡国。到1989年初，由“透明化”运动引发的改革和保守派之间的辩论白热化，并在苏联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中造成强烈的危机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败笔是打开了遍及苏联各地的分裂、分离运动的闸门。就在改革、保守两派争论不休、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时，前苏联除俄罗斯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显。从1988年初到1989年，在亚美尼亚、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来自底层的分离运动与经济保障、政治民主、个人自由的各种诉求合为一股力量，严重地动摇了各地党政机构权力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透明化”运动实际上对各地的分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切是改革的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马里亚认为，前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错判形势，是由于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的自大和天真。诚然，俄国在二十世上半叶已攫取了周边大片疆土，但俄国人在这些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一直是个问题。戈氏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削弱中央官僚体制，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周边地区控制的削弱。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第325－326页），但戈尔巴乔夫却完全忽视了民族分离、分裂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