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苏联经济未果，推动政治“透明”遇阻，戈尔巴乔夫最后在1989－1990年启动激进的民主化进程，以期解开苏联政治、经济的死结。根据马里亚的观察，1989年的民主选举苏维埃人民代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一向令人生畏的苏共一夜之间开始惧怕平民百姓了（第327页）。在1989年5－6月间，苏联电视台在两个星期里实况转播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实际上把大会变成了对苏共进行控诉和批判的大会。与此同时，大会并未就困难重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到了7月份，苏联各地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公民社团，实际上开始干预和管理地方事务。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死胡同。其结果是旧制度瓦解的速度远超过新体制建立的速度，或者说破旧而未立新。更确切地说，1989年苏联的问题是旧制度拒绝死亡，而新制度无力出生。到当年秋季，莫斯科已有政变的传闻（第331－332页）。至此，前苏联制度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
    马里亚的这篇文章止笔于1989年底（Daedalus杂志1990年1月号），离莫斯科的“8·19”政变还有20个月。事态的发展从多方面验证了其逻辑和预测的准确性，正如马里亚在该文一开始引用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日（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a bad government is when it starts to reform itself）”。而在这同时，西方苏联学的主流仍陶醉在对戈氏改革的赞歌之中，中情局也仍在编织苏军强大的神话，美国高层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寄予厚望。
    四、X与Z：非主流派的沉浮
    从凯南冷战宣言式的“X”长文，到苏联解体前夕马里亚的“Z”调“挽歌”，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走过了43年轰轰烈烈的历程。在政府、军方、情报界、学界和私人的合力下，形成了美国“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最庞大的“国别/地区研究”（country/area studies）体系，同时也对西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二者之交叉、借鉴和互补，几乎难分彼此，构成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环节。由此产生的众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反过来又影响着苏联研究的发展。
    X的身份是外交官，Z则终身执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但都文笔犀利，逻辑严密；谈古论今，一气呵成；不仅有论述，也有政策建议。虽然二人侧重点不同（凯南侧重苏联的外部行为；马里亚则聚焦于苏联内政）， “X”“Z”二文在西方繁缛枯燥、过分学究式的书山学海中，都有相当的可读性。在方法论上，二人都是从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都因发表匿名文章而名声在外，然而二人在各自领域（政策界和学界）内却均不得志。凯南出名后，美国外交界和政策界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使他倍感忧虑又无回天之力，只好自我“流放”到学界。马里亚在成名前的几十年间也难以苟同学界四平八稳的实证主义流派，于是对苏联的看法日趋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凯南与马里亚的为学和个人境遇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对前苏联体制和行为的认知方面，二人几乎是南辕北辙。
    马里亚对前苏联政治史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有强烈的价值观取向，对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与事事考证、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完全不同，倒是与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更为相近。二战以后，西方苏联学一度由“集权主义”模式主导；此后社会科学的发展陆续开辟了众多的模式，比如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ism）、官僚/机构模式（bureaucratic-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研究等。这些治学路径（approaches）和方法论被陆续引进苏联学，对传统的集权模式造成强烈冲击，并从六十年代起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西方的苏联史学界，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F.Cohen）1980年出版的《布哈林传》(25)，以及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新左派的伊萨克·戴舍尔（Isaac Deutscher）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26)，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苏联有可能回到类似二十年代那种更为人道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西方苏联学在六十年代“转向”、致力于寻找和发掘一个“正常的”苏联，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内部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深陷越战，经济不振；国内政治危机重重，暗杀成风（肯尼迪总统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分别于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民权和反战运动高涨，美国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制度对立面的苏联似乎蒸蒸日上，对西方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有强烈的吸引力。像戴舍尔这样探求人性化共产主义的学者，在学界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中的影响力剧增。西方/美国学界一直由中间偏左的自由派占据，乃是六、七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惯性使然。而在西方知识界向左转的大潮中，马里亚认为根本不存在人性化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是通向集权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主义不过是这一制度的最后挣扎而已。(27) 这种“极端的”、非学术的观点，在西方的苏联学界无疑属于“另类”，并一直被边缘化。(28) 在此种大环境下，马里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学界那些他认为只注重表象的经验主义学派缠斗，而最终以Z文震动学、政界。两年后苏联解体，马里亚从伯克利退休，功成名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