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苏联之命运：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马里亚虽然相对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的解体，但这更出于他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信念：即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而邪恶的制度是不可能持久的。事态的发展与其说验证了马里亚的预测，不如说是实现了他的企盼。在治学/研究方式方面，无论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马里亚都并非无懈可击。从历史上看，前苏联的政治制度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集权”特征多多少少是承袭了俄国传统制度的特色。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农奴制在欧洲绝无仅有，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沙俄逐渐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马里亚一味淡化或贬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历史意义，认为苏联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断定该制度必定消亡。然而这并不能抹杀一个基本事实，即对前苏联绝大多数人来说，后斯大林时期政治运作的方式和制度的包容性，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斯大林时期人人自危的恐怖感已大为降低，一般民众和官员的日常生活开始了某种“正常化”。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是通过政策而非政体的改变而实现的，社会和民众所付出的代价显然比革命性的变化要小得多。同样的道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政治至少在体制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对外政策方面，戈氏对东欧和阿富汗不仅仅是“撒手”，而且是一种在哲学上和道义上与前苏联以致俄罗斯传统的帝国理念告别。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没有勇气和魄力的平庸之辈难有如此境界。而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对周边小国和弱国的政策上，一直在实行门罗主义；不仅如此，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是将门罗主义放大到全世界。
    戈尔巴乔夫国内改革的最后失败是悲剧性的，但并不能因此断定其改革动机就是为了维护在马里亚看来是“邪恶”的制度。戈氏改革裹足不前，最终失败，不仅有众多必然的和结构性的因素，而且不排除偶然因素。事实上，造成改革后期急转直下的局势是有多种变量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界的变化不同，是不大可能加以精确预测的。尤其是苏军在改革后期逐步政治化，为1989-1991年的苏联政治动荡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29) 在更深的层次，马里亚在z文中为前苏联的历次改革所设计的“要么不改革--要么打碎一切”的两个极端的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的极端性。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力图严格按照自身的模式和逻辑改造世界，都追求各自体制的最高纯洁度和完美性，都拒绝第三条道路，都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零和游戏，毫无妥协的余地。马里亚的思维方式就是此种极端宗教性的、僵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违反常理的。现实是一个是充满灰色地带、黑白皆有、善恶混杂的“混沌世界”。戈尔巴乔夫在内外政策上的改革，实际上走出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零和式思维。凯南的现实主义也排斥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可惜在美国难有容身之地。
    其实就是在马里亚执教的美国，宪法保护下的自由也一直是有条件的。马丁·路德·金所称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容忍甚至纵容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30)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精英最终放弃种族隔离，实行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与前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一个在美国看来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前苏联，客观上迫使美国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迈出了一大步。以此观之，戈氏改革的最大失败，是在国际体系层面造成严重失衡：侥幸获得单极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实际是在情不自禁地走向帝国。而且，它不仅在国际上为所欲为，在国内政策上也开倒车，开始逐步放弃很多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31)
    与马里亚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先苦后甜”的经历相反，凯南则更注重前苏联对外政策的“行为”（behavior）。他对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其与对外政策的关联，对苏联内政事务则静观其变，由此认为美国和西方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的对外扩张加以遏制。(32) 其实X文有两个版本。在1946年初凯南即将卸任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前发给华盛顿的5300字的“长电”中，把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定义为“俄罗斯传统的和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只是在俄国革命后，这种不安全感才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33) 凯南的电文引起了对苏强硬派海军参谋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的注意，他力促凯南将此电文公开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外交季刊》1947年7月号的X文。然而X文中，只是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位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源，完全不提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的不安全感，这当然包括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侵俄，更不用说不久前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无独有偶，X文发表前四个月，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也借用凯南的“遏制”概念，正式推出“杜鲁门主义”。在演说中，杜鲁门强调世界已分为自由与集权两大阵营，美国必须以4亿美元经援军援土耳其和希腊，以制止苏联对这两个国家的“侵略”。在演说中，杜鲁门也只字未提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仅仅把苏联描绘成意识形态的洪水猛兽。凯南事后对杜鲁门政府的“断章取义”十分不满，认为杜鲁门主义严重歪曲了他的本意，由此引发的冷战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强调武力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援毫无必要，而且会挑衅苏联。不仅如此，凯南在以后近60年的余生里，致力于反对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中日益军事化、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的趋向。(34)
    X和Z文及其作者的经历，仅仅是美国和西方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巨大冰山的一角。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代表这一领域中的“诸子百家”，然而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角度折射出这一领域中主要学派，以及这些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凯南和马里亚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文章发表前后的个人经历和命运。凯南以X文出名，却因美国的对苏政策日益意识形态化而逐渐远离决策中心，几乎成为“体制外”人士。但他却仍坚持现实主义的观点，直到2005年辞世。Z文的意义在于，走向斯大林墓地的不仅有苏联体制，还有伴随着这一体制的西方苏联学。美国的苏联学也由此改头换面为俄罗斯学或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