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大选中，卡兰萨试图扶植傀儡接班人，自己在幕后继续操控墨西哥政权。为此，以奥夫雷贡为首的“索诺拉帮”发动政变，建立了新政权，卡兰萨被暗杀。奥夫雷贡上台后，卡兰萨构建的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观点受到了第一次“修正”：马德罗派被恢复名誉，反韦尔塔的三派政治力量--萨帕塔派、比利亚派、卡兰萨派--被置于平等的位置上。马德罗再次成为无与伦比的革命英雄，奥夫雷贡则是马德罗的法定政治继承人。卡兰萨则被说成是反革命的工具、革命的叛徒。对此，卡兰萨的支持者表示反对，他们坚称卡兰萨代表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高贵的人物，在个性和领导能力方面远高于马德罗”。⑩ 根据奥夫雷贡政府的观点，萨帕塔是革命理想、尤其是农民愿望的化身。20年代，出现了几部站在萨帕塔派立场上的墨西哥革命史，将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看做萨帕塔主义者和墨西哥农民的朋友。但比利亚依然被官方看做是“试图攫取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反革命的工具，尽管在民间传说中，比利亚依然被描述为为正义而战斗的英雄。
    因此，从革命期间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革命中不同派系间的斗争，不可能出现一部观点和立场都能得到所有革命者赞成的墨西哥革命史。革命的不同派别中出现的业余历史学家都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看待革命，为自身辩护，指责对手。当然，也有个别人试图摆脱派系的影响，撰写“客观的”历史。例如，1914年，著名法学家、记者拉蒙·普利达（Ramón Prida）在流亡美国期间，撰写了第一部、也是最客观的一部墨西哥革命史--《从专制主义到无政府主义》（De la dictadura a la anarquía）。在序言中，普利达写道：“自始至终，我以历史学家无情的、非个人化的严肃性评价事实和人物。”书中，他批评迪亚斯压制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认为马德罗虽然令人尊敬、意图良好，但没有能力使墨西哥转向稳定的民主制度，还批评韦尔塔建立了军事专制主义。他认为，当时的正由卡兰萨领导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像普利达这样历史撰写者毕竟太少。1927年，一位墨西哥业余历史学者指出，“在墨西哥，我不知道有任何客观性的历史”。(11) 阿道夫·希尔里（Adolfo Gilly）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甚至不是政治化的史学，而是纯粹的政治”。(12)
    二 革命期间的派系之争延续到革命之后，成为阻碍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奥夫雷贡统治期间，尚无迫切的必要将所有革命派别统一起来，因为奥夫雷贡个人的巨大声望使其能够将各派分歧置于控制之下。1928年，奥夫雷贡在第二次当选总统后被暗杀，墨西哥革命后的政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前总统卡列斯（在本应由奥夫雷贡任总统的六年期间，有三位总统相继执政，但是实际上由1924－1928年担任总统的卡列斯控制政权）认识到，要维持政治稳定，必须将各派别的革命者统一为一个整体。1928年12月，卡列斯宣布，“如果我们要在墨西哥实现和平和制度化的秩序，实现革命者的统一化是绝对必不可少的”。(13) 为此，1929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党（PNR），旨在将自马德罗发动革命以来的所有革命派别团结到一起，“模糊过去的对抗，忘记仇恨”。(14) 国民革命党的《原则声明》规定，以1917年宪法作为党的纲领。(15) 当时，和解成为墨西哥政治文化的主流。1931年7月，议会下院同时将卡兰萨和萨帕塔的名字刻在墙上，与独立战争和革新运动期间的民族英雄一起相提并论（1925和1929年，马德罗和奥夫雷贡已分别享此荣誉）。1931年7月8日，国民革命党主办的《民族报》（El Nacional）发表文章说，从根本上说，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将解放运动期间牺牲的伟人之间的“争执”延续下去，“马德罗与萨帕塔之间、萨帕塔与卡兰萨之间、卡兰萨与奥夫雷贡之间由于政局的变幻不定所引起的敌意和疏离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曾担任总统的埃米利奥·波塔斯·希尔后来指出，“对于英雄们集体的、非个人化的解释”已成为“国家的准则”。30年代，国民革命党每年制定的“国家历法”中，为革命期间不同派别的每位革命领袖都设立纪念性的节日，以促进“和谐与统一”。(16)
    但是，墨西哥革命史的撰写依然站在各自派系的立场上，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历史学家鲁伊斯·查韦斯·奥罗斯科（Luis Chávez Orozco）指出，“墨西哥的历史编纂学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很多作者在其中找到了展示自己的激情、表明其政治立场的最佳途径。他们对过去所做的解释转变为现实中战斗的武器。”然而，到30年代，在和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从不同的派系立场出发撰写历史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33年，在第一届墨西哥历史学大会前夕，一位批评者宣布，“现在，结束我们历史撰写过程中的斗争精神，对历史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刻已经到来”。有的批评者指出，从派系的立场撰写历史，分裂了革命大家庭，延长了野心家和伪革命者的政治生涯。(17)
    1931年，拉斐尔·拉莫斯·佩德鲁埃萨（Rafael Ramos Pedrueza）对墨西哥的历史教学提出建议。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提倡从经济的视角解释历史，但是他明确反对从派系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历史。他认为，墨西哥革命是由马德罗、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和奥夫雷贡共同发动的。他尤其赞扬奥夫雷贡，因为他的政府“统一了革命力量，结束了分裂的怪圈”。他认为，一名历史教师，“在其课堂上和报告中、在新闻媒体和著作中，在其所有的知识活动中，都应倡导这样的观念，即革命仍在继续，并取得了胜利”。1934年，J.D.拉米雷斯·加里多（J.DRamírez Garrido）创办了第一份研究墨西哥革命的杂志《墨西哥革命》（La Revolición Mexicana）。拉米雷斯在第一期上撰文指出，“经过几年沮丧、痛苦的经历，现在我们已经把自己从这种或那种‘主义者’中解放出来了”。《墨西哥革命》每期发表的文章，都包含了同情不同派别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的文章。拉米雷斯还建议编写一部包含“历史的、地理的、人物传记的、图书目录的”全面的墨西哥革命史词典。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1935年由弗朗西斯科·纳兰霍编写的《革命者传记词典》问世。(18) 纳兰霍写道，编写这部“小书”的目的是促进革命大家庭内部的联合、友爱。(19)
    1935年初，参议员霍苏埃·埃斯科韦多（Josue Escobedo）和新闻记者何塞·T.梅伦德斯（José T.Meléndez）代表“墨西哥革命历史著作”编辑委员会给卡德纳斯总统写信，要求查阅政府文件中与墨西哥革命有关的所有档案，得到了卡德纳斯总统的批准。后来，二人又给卡德纳斯写信，说明了他们即将编写的墨西哥革命史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寻求所有革命者--不分派系或类别--共同合作，以完成一部完整著作的计划，它与激发了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的动机一样值得推崇。”在卡德纳斯总统的支持下，1936年，梅伦德斯组织和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史》第一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迪亚斯政权和革命的起源、韦尔塔的政变、1914年美国的干预和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会议。1940年，第二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卡兰萨、奥夫雷贡、卡列斯等政府时期。(20) 这部著作对于墨西哥革命时期主要领袖人物的评价值得注意：马德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他过高估计了国家的政治能量，由此导致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即与迪亚斯签署了“胡亚雷斯城协定”，保留了旧政权的大部分机构，削弱了新的革命政权的力量和权威。比利亚是一个既慷慨又残酷、既伤感又冷漠的人，同时具备军事天才。没有谁比比利亚和他率领的“北方军团”在推翻韦尔塔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做出的贡献更大。比利亚的身上体现了墨西哥真实的矛盾性：“无知、暴力、勇气、高贵、美德与缺陷的惊人结合。”萨帕塔是“墨西哥最伟大的革命者”，这是由于他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土地改革和墨西哥农民的福祉。卡兰萨是一名无与伦比的爱国者、改革者和立宪主义者，是“革命的象征，是国家的拯救者”。奥夫雷贡是一个“伟大的人”，尽管他犯过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在1928年再次参与竞选。本书赞扬卡列斯推行体制改革，但是将这位最高首领的统治称为“最严厉的独裁”。1986年再版序言中，奥科塔维奥·帕斯称，此书是“第一部具有包容性视野的历史，不同革命派别的领袖都受到了公正地对待”。本书的思想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墨西哥政治文化中“治愈旧伤”的倾向。书中强调，虽然马德罗、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相互之间曾经发生冲突，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真正的革命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了民众获得拯救而斗争，结果，“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共同成为一个流血牺牲的、摧毁性的、伟大和英雄主义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混乱的聚合体”。(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