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伦德斯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史》的影响下，三四十年代，墨西哥出版了多部墨西哥革命史。同样，主要的思想都是强调各个不同的革命派别对于革命所做的独特贡献。对历史的重构为现实中建立和维持政治联盟而服务。执政党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墨西哥革命史越来越具有“官方特色”。1949年9月1日，改名为革命制度党（PRI）的执政党宣布，为了在下一年8月纪念立宪派军队进入墨西哥城36周年，举行墨西哥革命史著作竞赛。结果，一位年轻的教师和记者阿尔贝托·莫拉雷斯·希门尼斯撰写的《墨西哥革命史》手稿在竞赛中脱颖而出，并于1951年首次出版。作者获得圣路易斯波托西金质奖章和1万比索的奖金。(22) 希门尼斯的《墨西哥革命史》是一部经典的官方历史著作。根据该书的观点，墨西哥革命是继独立战争、革新运动之后的墨西哥民族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一场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和民主的革命。革命由先驱们发动，但只是到1911年，由于马德罗对民主制度不可动摇的追求才获得胜利。1910－1911年以及后来1913－1914年的军事斗争是人民反对反革命的运动。不幸的是，反革命势力一次次分裂革命，由此导致了胡亚雷斯城协定、萨帕塔反对马德罗政府的起义以及后来立宪派运动内部的分裂。但是，所有的革命派别都为1917年宪法的最后形成做出了贡献。最终建立的革命政府致力于土地改革、建立医疗机构和农村学校、组织工人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促进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继续履行墨西哥革命的承诺。希门尼斯指出，墨西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农民革命，“所有革命派别--卡兰萨派、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虽然由于个人的原因相互之间处于分裂状态，但从本质上都希望实行土地改革”。这三位革命领袖“在革命的社会纲领方面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当时不存在一个现实概念，他们之间互相斗争”。然而，所有这些革命潮流，最终都汇集到一起，体现在1917年宪法之中，“墨西哥革命在最高法律中得以体现”。(23) 评审委员会认为，本书是“墨西哥革命事件以及直到今天为止的墨西哥发展进程的流畅、简易的读本”，但是，出版后第二年，就有学者评论道，该书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资料上，都依据赫苏斯·罗梅罗·弗洛伦斯（Jesús Romero Flores）1939年出版的《墨西哥革命编年史》（Anales históricos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写成，并对历史资料有忽略、歪曲之处，因此，如果要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这是一本必读书，但“作为历史的革命”，本书无非是“加了注释的民间传说”。(24)
    为政府的合法性寻求依据，为避免革命大家庭的分裂，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和后来成立的执政党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提出了官方的解释，承认不同的革命派别的贡献，强调墨西哥革命的人民性、民族性、进步性，成为墨西哥革命“官方史学”的核心思想。
    墨西哥“官方史学”对墨西哥革命的总体评价得到了国外、特别是美国主流史学界的赞同。20年代以来，一大批美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学者是弗兰克·坦南鲍姆，他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成为美国史学界传统观点的代表。(25) 虽然美国学者之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件好事；革命使墨西哥摆脱了过去负面的负担，将国家推向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革命具有本质的统一性；革命中的英雄和恶棍很容易区分，即使是革命的英雄之间的流血冲突也是整个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终汇集到一起，保证革命取得成功。这种观点在美国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6)
    三 “官方史学”主导墨西哥革命史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一股修正派史学思潮勃然兴起，这与墨西哥社会、政治发展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卡德纳斯总统六年任期（1934－1940年）“标志着墨西哥革命达到最高峰”。但“1940年后，革命进入保守阶段，各种体制变得僵化，新的特权上层人物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贫富之间的悬殊昭然若揭”。(27) 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但忽视、放慢社会改革。官方宣传的“革命性进步”与千百万墨西哥人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959年，墨西哥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但被政府镇压，罢工领导人被捕。同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对新一代墨西哥学生和历史学者来说，古巴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墨西哥革命已经被‘冻结’了”。(28) 20世纪40年代中期，墨西哥知识分子开始察觉到墨西哥革命的危机。1943和1949年，赫苏斯·席尔瓦·艾尔佐格（Jesús Silva Herzog）发表文章提出，墨西哥革命已经失去了基点，因为在国家向工业化飞速迈进的过程中，牺牲了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目标。1947年，经济学家、墨西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也撰文，断言墨西哥革命已被腐化，在没有达到其目标的情况下死亡了。(29) 1949年，著名历史学家卡洛斯·佩雷拉（Carlos Pereyra）出版《伪造的墨西哥》（México falsificado），抨击胡亚雷斯的革新，为迪亚斯政权的正当性声辩，谴责墨西哥革命。1955年，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主编的《墨西哥现代史》（Historia moderna de Mexico）第一卷出版。(30) 与此前的墨西哥革命史学者不同，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没有将迪亚斯时期视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相反，他从这一时期中看到了“现代性”因素。根据这部著作，墨西哥现代历史不是开始于墨西哥革命，而是始于迪亚斯时期。1966年，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Moisés González Navarro）写道，工人阶级为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付出了代价，只有社会中的少数幸运者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他称这种状况为“不平衡的革命”。1965年，巴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也提出，墨西哥革命尚未完成，他虽然没有说革命失败了，但是他用大量的资料证明，在马德罗发动起义半个世纪之后，墨西哥仍然缺乏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