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坚持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其宣扬的社会变革只是骗人的胡话。革命不仅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六，强调墨西哥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革命虽然导致了某些政治变革：至少改变了掌权者，可能变革了国家机构，但是并未因此充分地改造它所继承的墨西哥社会，相反，在很多方面延续、甚至完善了旧体制。
    第七，为迪亚斯时期的旧体制恢复名誉，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有益、合法的社会/体制，尽管在某些方面存有欠缺，但可能在别的方面是健康的。这种社会/体制之所以被推翻，与其说是由于推行广泛的压迫，不如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失算、由于实业界的反复无常以及持不同政见的精英或爱管闲事的外国人的诡计所致。
    第八，与此相关，重新评价韦尔塔政权（1913－1914年），对其反革命的特征提出质疑或者予以否认；重新评价1920年后的反政府运动，特别是基督教叛乱（Cristiada）和辛纳基全国联盟（Unión Nacinoal Sinarquista,UNS），(40) 认为这仅仅是害怕上帝的人们对于好斗的、权力集中的、甚至是极权政府的一种自发的反抗运动。(41)
    约翰·沃马克为《剑桥拉丁美洲史》撰写的“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一章可以说是从修正派史学的视角对墨西哥革命进行全面总结论述的作品，虽然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反对将墨西哥革命描绘为“被压迫者揭竿而起这样一个支持革命的故事”，认为墨西哥革命并非一场人民的社会革命，而重点强调革命中的派系主义、外国干预和革命前后的历史连续性：
    1910年开始的斗争特征，与其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内的一些失意分子对该两个等级内的得意分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被卷进去了，但是是断断续续的，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尽相同，而且主要受中产阶级指挥，说是经济和社会原因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内战。……在墨西哥革命过程中，外国的活动始终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对抗，而且还有情况复杂的欧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为复杂。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同的革命派系不仅对旧的政权和外国企业作斗争，而且更多的是相互之间作斗争，大至阶级问题，小至妒忌猜疑；胜利的一派设法控制农民运动和工会，使它所选中的美国和本国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和社会情况很少因政策而变化，而主要根据国际市场波动、战争意外和一时飞黄腾达的地方领导人的派系和个人利益而变化，所以各级的关系比官方机构所说的情况要复杂和不稳定得多。1917年组成的政府没有广泛和深入的群众基础，在美国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直到该政府的派系发生分裂，产生了一个新派，差堪维持它的地位。(42)
    另一位修正派学者戴维·布拉丁指出，革命期间，农民运动是由地方的考迪罗出于自身的目的发动和领导的。他还认为，迪亚斯时期墨西哥农村的土地集中并非如以前想象得那样严重，而被以前的学者指责为落后的殖民主义封建遗产的大庄园实际上是生产性的商业企业。在布拉丁看来，农民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增强了卡兰萨领导的立宪派战胜韦尔塔派和迪亚斯派遗族的力量，卡兰萨派获胜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利益，仅仅是用民众主义的花言巧语将农民整合进革命后的国家政权之内。(43) 另外，根据尼克尔（H.J.Nickel）、伦东（R.Rendón）等学者的研究，墨西哥大庄园的边界自17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大庄园经济机制中不存在一种内在的扩张逻辑，大庄园和周围村社之间的矛盾一般仅仅局限在林地和水源之争。大庄园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推动规模经济的集约化、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和生产的多样化来赢利。(44)
    在研究方法与视角方面，修正派史学也有所创新。除了注重档案研究外，有的学者尝试计量史学，有的学者尝试口述史学，但是，最为普遍的方法和路径则是通过进行地方史的研究，开辟了墨西哥革命史研究中的微观史学。其实，地方史研究并非修正派学者首创，在墨西哥，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研究地方史、亦称“小国家”（patria－chica）历史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地方史主要是业余历史学者从事的领域。60年代后，大批“专业的”历史学者（既有墨西哥的、也有国外的）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45) 在墨西哥还出现了一些重点研究地区史的研究机构，例如莫拉学会（El Instituto Mora）、希基潘墨西哥革命研究中心（El Jiquilpan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volución）、米却肯学院（El Colegio de Michoacán）、哈里斯科学院（El Colegio de Jalisco）等。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墨西哥革命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许多多革命经历的混合体，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革命的意义是不同的。“许多个墨西哥”孕育了“很多场革命”。例如，路易斯·冈萨雷斯研究了他的故乡米却肯州的圣何塞德加西亚从殖民地时期到墨西哥革命的历史，发现墨西哥革命并非官方教科书中所说的辉煌事件，而不过是令人讨厌的饥饿、盗匪和道德沦丧的侵扰。革命并没有带来持久性的变革。在圣何塞德加西亚的历史上，最大的转变不是发生在1910－1920年革命期间，而是在后来的基督教叛乱期间。(46) 约翰·沃马克通过对莫雷洛斯州的经典性研究，发现那里的革命是一场农民收回被夺去的土地和自主权的战争，强调莫雷洛斯州农民运动的革命本质，突出了马德罗和卡兰萨领导的革命的保守性。(47) 威廉·H.贝斯莱通过研究，发现奇瓦瓦州的革命者不是被压迫的农民，而是小企业主、分成农、矿工、赶骡人、小贩、职员等具备一定的富裕水平但是缺少机会并害怕被大庄园主和外国企业吞并的人群组成的混合体。(48) 通过地方史研究，墨西哥革命的单一化、统一化形象被摒弃了，进一步论证了修正派的观点：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人民革命。学者们对于特拉斯卡拉、伊达尔戈、韦拉克鲁斯、格雷罗、哈里斯科、米却肯、恰帕斯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墨西哥革命中，相对于地主之间的冲突和新的卡西克（cacique，地方强人）的崛起，农民运动和阶级冲突处于次要地位。(49) 在修正派学者看来，萨帕塔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墨西哥革命中不具有典型性，而仅仅是一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