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奇迹”都在走向终结，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1968年学生运动被镇压的事件。1968年10月2日，奥运会举办前夕，大约5000名学生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举行和平集会，遭到军队的开枪镇压。官方宣布有43人遇难，但实际死亡人数远多于该数字。一名墨西哥记者认为有325人遇难，而另一些墨西哥观察家认为死亡人数超过500人。另有几千人被捕，其中有的人被列入“失踪者”名单。(32) 对于很多墨西哥人来说，特拉特洛尔科的屠杀象征着墨西哥革命的“破产”。(33) 对现实的判断直接导致对历史的反思。在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看来，如果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已经腐化，如果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又是墨西哥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那么革命本身一定包含着某种弊端，而这种弊端被传统的官方史学成功地掩盖了。美国学者约翰·沃马克很尖锐地指出了1968年的事件与修正派史学思潮的产生之间的关系：“1968年墨西哥政府血腥镇压了争取公民权利的一场人民运动。根据对墨西哥革命的标准解释，人民的愿望应该已经融合于政府体制之中，那么对这次镇压进行历史性说明是不可能的。对一些年轻的学者来说，最最吸引人的解释，正如批评者常常说的，应该是，这场革命对‘人民’是一种骗局。”(34)
    与此同时，关于墨西哥革命的传统史学观点在美国也渐渐受到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墨西哥虽然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的洗礼，但仍然呈现出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1968年事件之后，墨西哥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稳定也逐渐消逝。如同其他拉美国家，墨西哥也出现了游击队运动。1971年起，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抢劫银行和绑架活动。(35) 此外，古巴革命后对国家的彻底改造，至少使一些较为激进的美国人看来，与古巴相比，墨西哥革命显得胆怯、迷失方向。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和越南战争的困扰，也使得一些美国人对墨西哥的“制度化革命者”所倡导的渐进改革路线产生了幻灭感。无论怎样，到1969年，美国学者已经不再认同基本上完全肯定墨西哥革命的传统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展开反思。(36) 例如，弗兰克·R.布兰登堡（Frank R.Brandenburg）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墨西哥革命催生的政治体制将会成长为真正的民主制。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墨西哥取得了进步，但不应将这一进步归功于墨西哥革命。(37)
    修正派史学思潮的产生还与墨西哥历史学科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20世纪四五十年代，墨西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业余历史学者、见证人式的历史学者逐渐被受过专业训练的、专职的历史学者所取代。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学院（Escuela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usotoria，1935年成立）、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1940年成立，最初主要由西班牙流亡学者组成）、国立大学的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成立于1945年）等机构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专业历史学者，同时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定的财政支持和学术独立性。一些专业历史杂志如1942年创刊的《国立学院学报》（Memoria de El Colegio Nacional）、194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Estudios Históricos）以及1951年由墨西哥学院创刊的《墨西哥历史》（Historia Mexicana）为墨西哥历史学专业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学的专业化意味着历史研究技能方面的专业训练、在研究中对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重视、历史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等等。具体说来，在对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摆脱政府和执政党的影响，撰写“非官方的历史”（historia aoficial）。
    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69年后，美国和墨西哥历史学者每四年定期合作举行一次学术会议，促进了墨西哥历史学的国际化。在对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尤其重视对档案的研究，这对墨西哥历史学者的研究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也传入墨西哥，受其影响，在墨西哥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并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和计量分析的倾向。由此，农民、工人、印第安人、小农场主（ranchero）、妇女、警察等“没有历史的人们”进入了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视野。(38)
    其实，在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修正派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某位历史学家、某部历史著作是否属于修正派。修正派学者不仅有墨西哥学者，还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而且，与“官方史学”不同，60年代后，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学术著作、论文、学位论文等等以惊人的数量涌现，(39) 研究的问题和视角千差万别，很难指出哪部著作属于修正学派的代表性作品，而只能对其主要的学术倾向进行粗略的概括。对此，阿兰·奈特（Alan Knight）将修正派的主要观点倾向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对于墨西哥革命的人民性、进步性和平等性持批评立场。
    第二，认为精英分子是“革命”的发动者，民众是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可随意操纵的受庇护者和可怜的牺牲者。
    第三，强调革命腐化的、自私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追求权力的、甚至“极权主义的”特征，例如，就像在对土地改革的操纵和傲慢自大的、不受民众欢迎的反教权主义方面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
    第四，强调革命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非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