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学派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对官方史学提出了批评，对新的史学方法进行了探索，迫使历史学者们对传统史学进行检验和改进。尤其是它使学者们抛弃了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分析思路，不再相信革命会使生产模式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转变；革命不再被单纯地看做被压迫农民的揭竿而起。学者们认识到，革命期间，各阶级间的联合是多变的、复杂的；革命的结果与其说是由有目的的革命策略所致，不如说是由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无计划的冲击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个断裂性的“革命事件”。(50)
    但是，修正学派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在历史学领域，只有与前人不同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才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因而，为了获得声誉，新一代学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往的学术权威。只要某个领域存在主导性的学术观点，就有学者对此提出挑战。一方面，这种研究倾向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对莫利纳·恩里克斯关于墨西哥大庄园的观点、对于坦南鲍姆关于墨西哥革命的观点展开批评，纠正了长期以来墨西哥大庄园的封建领主性、墨西哥革命的“自发性人民起义”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形下，这种研究倾向有时也被极端化，传统的权威性观点被武断地颠覆。例如，既然传统史学对韦尔塔是完全否定的，那么，在一些修正派学者看来，韦尔塔身上一定具备某些积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寻求各种依据，试图论证韦尔塔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大众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并不比马德罗更加反对革命，而且拥有大量墨西哥民众的支持。(51) 如上所述，地方史研究是修正派史学的一大特色，并取得了丰硕的、高质量的成果。尤其是有的学者将地方史置于一个地域性、比较性与理论性的广阔视域中考察，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但是，也有的修正派学者沉入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失去了鉴别、选择、分析的能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有的修正派学者沉湎于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反对对历史进行结构性的理论分析，将墨西哥革命看做一群毫无目的、为了好玩而参加的个人经历的拼合体。(52)
    20世纪70年代末，戴维·C.贝利认为，修正派史学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试图纠正历史记录的一些部分，但是总体上没有明确地对革命的权威解释提出挑战。……很明显，绝大多数专家对于旧的解释模式感到不安，但很少有人期望提出新的模式”。(53) 80年代后，修正派史学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墨西哥革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传统史学的复兴，阿兰·奈特和约翰·梅森·哈特各出版了一部著作，认为墨西哥革命不是修正派学者所说的一场“大叛乱”（great rebellion），而是一次“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54) 阿兰·奈特指出，对于墨西哥革命，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即“民众的、农民革命推翻了旧体制、并为墨西哥社会一系列决定性的变革--可能这些变革成为构成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因素--做出了贡献”，应该依然是正确的。(55) 他认为在革命中，农民并非简单地被地方考迪罗或者被卡兰萨的国家机器所利用，相反，他们是为自身获得土地和地方自主权而战，农民与非农民领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取决于各地不同的情况，并非如布拉丁所设想的那样遵循着一种单一的考迪罗主义模式。因而，革命的结果与其说更接近于修正学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民众要求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的抒发。(56) 1988年10月11－14日，在莫雷洛斯州的瓦斯特佩克（Oaxtepec）举行的北美和墨西哥历史学者会议上，阿兰·奈特发表文章，指责1968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者目光短浅。他认为，在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中，这些修正派学者过分贬低了人民的作用，低估了农民的不满，同时过分估计了中产阶级革命者的重要性。由此，这些学者不仅草率地否定了二三十年代坦南鲍姆等学者提出的正统观点，而且歪曲了历史。阿兰·奈特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修正派学者希望从底层的立场撰写历史，希望重新体验下层劳动者的过去，但是在他们笔下，农民和工人反倒成了可以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随意操纵和控制的炮灰。他还认为，修正派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否认革命带来的变革，而错误地将不同类型的运动和人物混为一体。但是，也有修正派学者在会议上对阿兰·奈特给予了回击。例如，阿里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Alicia Hernández Chávez）指出，阿兰·奈特“新的旧解释”（new old interpretation）是一种倒退。她反问道，既然否认历史的连续性，那么，为什么比利亚、萨帕塔和其他人民领袖被暗杀了，而迪亚斯派却能寿终正寝、他们的后代在战事平息之后仍继续发财致富呢？(57)
    四 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由此引发了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整个8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调整。1992年，对1917年宪法第27条进行修改，中止土地分配；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由此，墨西哥政府推行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长期宣称继承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传统，倡导民族主义，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展社会改革，限制天主教会的政治权力，将萨帕塔、卡德纳斯奉为伟人的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面临着一个现实而迫切的挑战，即如何将现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公开放弃土地改革，与长期以来官方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解释协调一致？对此，政府和执政党提出，墨西哥革命已取得成功，现在已经进入革命的另一阶段，即使是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也是符合墨西哥革命原则的。但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此并不认同，1997－1998年，“市场舆论研究国际”（Market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MORI）在墨西哥举行了两次民意测验。根据民众对墨西哥革命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理解，要求被测验者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打分：1.土地属于耕种者；2.尊重劳工权利；3.共和国总统不能连任；4.民族经济主权；5.社会公正。根据测验结果，民众认为，第三项是最充分得到实践的革命原则，第五项则是最没有能够实现的。(58) 为了尽可能地模糊政府原来对墨西哥革命的解释与现行政策的明显矛盾，1992年8月，萨利纳斯总统和教育部长塞迪略向全国的中小学推荐一套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主要作者为两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知名历史学家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Hector Aguilar Camín）、恩里克·弗洛伦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被认为是政府的理论家，而且是总统和教育部长的密友。与以前的教科书相比，在对墨西哥革命的评价上，这套教科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该书认为，迪亚斯政府“良好的行政管理……吸引了外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书中对大量土地集中于外国人之手只字未提，对迪亚斯时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保持沉默。此前不久，萨利纳斯政府刚刚宣布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结束土地改革。由于宪法第27条正是萨帕塔领导墨西哥农民流血斗争的成果，新教科书对萨帕塔的记述尤其引人关注。新教科书虽然提到土地问题是墨西哥革命的诱因之一，但有意回避了萨帕塔的土地改革，将萨帕塔描述为一名单纯的军事首领。新教科书的出笼在墨西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社会各界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平息事态，1993年8月，新学期开学前的几天，教育部长被迫宣布，新教科书不符合要求，不予出版。(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