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新政治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新政治史拓宽了研究范围。诚如雅克·勒高夫所言，政治史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为“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⑨政治从阴性到阳性的词性变化，隐含着深刻的含义。“阴性政治”是狭义上的政治，专指和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如议会、选举、政党、司法与战争行为等，这属于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畴。“阳性政治”则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政治，它还包括和政治有关的所有对象，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世界等。
    其次，“现时史”(l' 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成为政治史研究的新内容。现时史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法国史学界曾引发过激烈的讨论。反对方表示，由于现时史缺乏足够回溯的空间，有的活动甚至还在进行之中，其结果尚未明朗，不能对之盖棺定论，因此，现时史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与科学。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等人则针锋相对，在1978年创建了“现时史研究所”(IHTP)。1992年5月14日，在纪念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的学术研讨会上，勒内·雷蒙对现时史作了全新的诠释，“现时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历史或正在生成的历史，也不是现时的历史，而是对我们来说有现时意义的一段历史，无论距离的远近、时间的长短。”⑩现时史在当代法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1985年的教师资格考试破天荒地出现了一道题为“比较1945年至1969年期间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生活”的试题。现时史的兴起，表明了事件史、个人史和短时段在法国历史学的回归。
    再次，政治文化史的开辟。由于传统政治史过于偏重事件、个人和短时段因素的叙述，而给年鉴学派留下了把柄，所以新政治史家坚持，政治史的革新还离不开政治文化史或政治表象史的研究。贝尔斯坦认为，政治与文化交叉的领域即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而所谓政治文化就是“在政治领域把某个人类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所有表象的总和”，就是“所有人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拥有的一种共同观念”(11)。西里奈利则指出，研究政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够同时结合“对事件的短时段关注和更具结构性的分析”(12)。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化史研究乃是为了纠正传统政治史忽视长时段因素的缺陷。
    最后，跨学科的方法。新政治史家表示，新政治史也需要借鉴和发扬年鉴学派的多学科协作的方法。除了继续坚持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齐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开创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外，他们还主张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风俗史、文学史与家庭史等学科领域的方法与概念。他们希望，新政治史从此成为学科交叉和学科合作的新平台，借助计量方法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让传统的议会史、选举史、劳工史等也具备年鉴史学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政治史的复兴不是传统政治史的复辟，它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然而，政治史的革新不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它还表现为对政治的自主性的强调与坚持。勒内·雷蒙激烈批判了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并以此把社会经济史凌驾政治史之上的做法。
    勒内·雷蒙表示，先验地判定政治的肤浅，认为它不能和家庭、社会结构以及惯习等因素相提并论的论断，或许适用于狭义的、和人类生活其他领域割裂的传统政治。但今时不同往日，谁会相信政治只是社会关系力量的简单体现？谁会相信有关环境、食品、社会保障、核安全以及国防的政策只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谁会否认国有化政策会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决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不容辩驳的是，政治“拥有一种坚实的内容，甚至还具备某种相对于其他社会现实的自主性”，(13)政治有其“存在的理由(être de raison)。(14)
    但与此同时，勒内·雷蒙也竭力避免政治史的复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政治决定论或“一切皆政治”(tout est le politique)的论调。勒内·雷蒙批判了“一切皆政治”的谬论，批判了“让政治为社会的分裂负责”，“相信政治能解决包括个人生存在内的所有问题”，“认为只要改变政权，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等错误的倾向与观点。(15)勒内·雷蒙表示，1968年“5月风暴”并没有因为它的泛政治化，加深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西里奈利也认为，虽然新政治史家坚持政治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赞同绝对独立的政治观念，此举“未免太过偏激”，因为“政治事实根本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而存在”。(16)
    弗朗索瓦·孚雷开创的“政治概念史”(l'histoir concetuelle du politique)(17)也是政治史复兴运动的重要派别。虽然政治概念史的成员数量不及勒内·雷蒙倡导的新政治史，但仅就取得的成绩和影响而言，却足以和后者分庭抗礼。孚雷在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罗桑瓦龙在2002年当选另一个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一译法兰西公学)“现当代政治史讲座教授”的事实，则再次证明了这一学派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