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种“介入的”史学
    罗桑瓦龙的抱负，就是沿着基佐、基内和托克维尔等伟大历史学家的足迹，分析民主的探索与实验、冲突与争论，以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罗桑瓦龙表示，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让历史成为现时的“活动实验室”。他认为，只有借助于这种“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对话”，人们才能认识创制社会的过程，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为此，他还引用年鉴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话语--“对现时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35)--来鞭策自己。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同时创造“理解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36)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也表达了成为一名“介入型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37)。
    需要指出的是，强烈的介入意识并没有让罗桑瓦龙丧失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求真品质。罗桑瓦龙表示，他反对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把个人的倾向与激情投射到历史研究上去。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从此以后，介入与否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只取决于其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性质。罗桑瓦龙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斗争或矢志于捍卫某些价值与乌托邦外，通过清楚地阐明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知识也能变成“一种行动模式”。(38)所以，政治概念史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好地兼顾公民的介入需要和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
    作为政治史复兴运动中两个最主要的流派，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拥有许多近似的主张，如反对过于简单的社会决定论，捍卫政治的自主性，坚持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强调政治文化与政治表象的重要性。此外，它们还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年鉴学派。有意思的是，它们在反对年鉴学派的同时，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年鉴史学的方法与观点。甚至，在批判年鉴学派的“学阀”作风的同时，也不忘借鉴后者设立研究机构和创办杂志的经验。众所周知，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以及《年鉴》杂志之于年鉴学派和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勒内·雷蒙就颇为得意地指出，“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对于政治史复兴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高等实用研究实践院第六部”(EHESS的前身)推动法国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功劳。(39)在此基金会的资助下，新政治史家们以“现时史研究所”、政治研究所(IEP)以及巴黎第十大学等机构为依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研究工作。1984年1月，让-皮埃尔·里乌等人创办了蜚声法国史学界的《二十世纪》(Vintièm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宣称要把政治史研究作为它首要的研究重点。(40)新概念史家们则把“雷蒙·阿隆研究中心”当作自己的大本营，把《争鸣》(Le Débat)、《精神》(L'Esprit)、《评论》(Le Commentaire)、《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等杂志与报刊变成了自己最主要的思想阵地。凭借这些机构、杂志与报刊，新政治史家和政治概念史家向年鉴史学的霸主地位发出挑战，批判后者的认知论、方法论和研究路径，并把战场扩大到大学、研究所、中小学的历史教育、教师资格考试和媒体网络等各个领域。
    但是，反年鉴学派的共同立场掩盖不了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在视野、方法与目标上拥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新政治史尽管强调政治的自主性，也不否认政治在某些情形下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但它反对“一切皆政治”的观念；政治概念史则鼓吹政治决定论，宣称政治就是“一套创制社会的程序”。新政治史家坚持借鉴年鉴学派的方法，把计量分析运用到政治史研究，但反对后者的“总体史”；而政治概念史家则宣称，它试图克服社会史、社会学、政治理论、观念史与斯金纳代表的剑桥新政治思想派的缺陷，综合它们的长处，(41)推行一种“总体史”。不难看出，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的区别，反映了当代政治史研究中两种基本倾向：前者主张通过社会科学化，加强政治史的学科独立性；后者则把希望寄托于哲学，希望以此扩大政治的视野，增加政治史的厚度与广度。(42)
    笔者认为，扼要地谈谈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也许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由于孚雷和罗桑瓦龙认为民主的表象决定并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模式和个人思维方式，所以他们有意识地把近代法国的历史浓缩成了若干政治术语(民主、公民身份、代表制和人民主权等)的概念史。新政治史家则竭力抵制一元的解释模式。伯恩斯坦认为，近代法国的民主是多种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43)鲁塞利耶对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的“公意政治文化”或“雅各宾主义”概念作了具体的批判，认为这一不无争议却无所不包的概念，很容易导致忽视地方文化和团体文化的影响，低估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并声称作者并没有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束缚”。(44)新政治史家对罗桑瓦龙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一切皆政治”和年鉴学派所鼓吹的“一切皆是社会”(费弗尔语)的论调同样偏激，都会阻碍人们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作出正确的认识。
    不过，新政治史也有它自己的问题。“现时史”是新政治史最引以为豪的创新，但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政治社会史”的倡导者热拉尔·努瓦利埃尔把矛头直指现时史。努瓦利埃尔不否认，现时史的产生满足了公众理解纳粹主义、共产主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重要历史现象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需要，也不反对新政治史家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现时史家仅以社会需求为理由，却不从方法论的角度阐明现时史研究之合理性、必要性或学科性却的做法，不仅极为草率，也相当危险，因为此举并不能让现时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45)努瓦利埃尔指出，由于缺乏方法论的独立性，现时史有和新闻媒体、电台、电视、电影所鼓噪的“回忆史学”、“口述史学”相混淆的危险。而且，现时史家和记者、政治家一样，也仅仅发挥了专家的咨询功能，却缺乏历史学家应有的批判力(46)和独立的“发问意识”(questionnnement)(47)。努瓦利埃尔表示，年鉴学派之所以对现时史坚持一种审慎的立场，乃是和它捍卫历史学的自主性和批判力的重要考虑分不开的。笔者认为，现时史若想有进一步的革新与发展，就不能对努瓦利埃尔的批判置若罔闻。
    在推翻年鉴学派的史学霸主地位后，政治史复兴运动阵营内部的各个派别似乎也无意于，当然也没有能力去争做新的霸主。当代法国政治史研究的局面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新政治史、政治概念史以及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政治社会史三足鼎立，其他的派别似乎也不甘示弱，竭力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或许，我们可以套用米歇尔·伏维尔用以评价孚雷的修正主义史学给大革命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代法国政治史研究的现状，“如今，历史的解释不再有一言堂，这毋庸置疑是一件好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