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政治史是“历史学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18)那么政治概念史的诞生则更多的是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产物，它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苏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粗暴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霸权行为以及1974年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等事件的影响下，孚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退出法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孚雷开始修正早年的学术观点，抛弃年鉴学派的史学立场，(19)转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法国大革命。他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里指出，革命话语或民主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危机或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催生了1793-95年的革命恐怖，孕育了现代极权主义的胚胎。(20)《思考法国大革命》的横空出世，犹如一枚炸弹，炸开了大革命史学中唯经济决定论的沉闷局面，许多学者纷纷效仿孚雷，转向年鉴史学所忽视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表象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带有强烈的“现时主义”(présentisme)色彩，他自己也坦承，古拉格是他重新思考大革命的重要因素。(21)孚雷把古拉格群岛的阴影投射到大革命史学研究的草率之举，遭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抵制和批判，(22)晚年的孚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足，并试图缓和语气。(23)
    然而，语气的缓和并不代表立场的修正。针对年鉴学派的史学危机，孚雷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主张代之以一种全新的观念史，“它将围绕若干得到精心阐释的概念去组织史料”(24)。不过，孚雷以概念史取代唯物史观或社会决定论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修正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普遍赞同。索莱(Jacques Solé)表示，孚雷的“抽象一元论”和修正史学批评的唯经济决定论并无实质的区别。(25)尽管如此，孚雷的概念史还是吸引了一批政治哲学家或带有浓厚哲学背景的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奥祖夫(Mona Ozouf)、勒福尔(Claude Lefort)、戈歇(Marcel Gauchet)、马南(Pierre Manent)、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罗桑瓦龙，瑞士的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以及美国的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等人。依笔者管见，政治概念史家和新政治史家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思维模式，也应该是我们比较和理解政治概念史和新政治史的重要矢量。
    孚雷逝世后，皮埃尔·罗桑瓦龙成为这一学派新的领军人物。在孚雷和勒福尔的影响下，罗桑瓦龙弃政从学，走上了政治史研究的道路。虽然罗桑瓦龙摒弃了孚雷作品里过于强烈的主观色彩，修正了孚雷对法国民主的论断，但他从未放弃过孚雷开创的历史解释模式。2002年，罗桑瓦龙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26)和《维护政治概念史》两篇文章里，系统概括了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目标。相比新政治史而言，政治概念史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概念史和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都是广义的“阳性政治”，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阴性政治”。但在政治概念史家的笔下，“阳性政治”却拥有大相径庭的内涵。
    克劳德·勒福尔表示，“不能把政治定义为社会生活中某个特殊的领域，相反，它代表着这样一种观念：某种原则或若干原则的总和，维系着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世界的关系。”(27)罗桑瓦龙在《就职演说》里指出，政治既是一种“场域”，“是人们共同栖息生活的场所，是他们沟通与行动的整体框架”，也是一种“实践”，“代表着人类活动以现实群体的面貌呈现自身的渐进过程”，“代表着为人们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无论它们是潜在的或明示的)不断被阐释的过程”。(28)不过，《就职演说》对政治的定义太过抽象，远不如《维护政治概念史》来得简洁，罗桑瓦龙在后一篇文章里宣称政治就是“一套创制社会的程序。”(29)
    不难发现，罗桑瓦龙的政治观，截然不同于新政治史家。在新政治史家的笔下，政治顶多是一个和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分庭抗礼的自主领域；但在政治概念史家的眼里，政治可不只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还能维系全部的社会关系或者“创制社会”。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同的政治观，似乎也决定了他们对待年鉴学派的迥然态度。雷蒙等人坚持政治的自主性但又反对政治决定论的立场，导致他们拒斥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而罗桑瓦龙的政治决定论则让他坚持一种相反的立场。罗桑瓦龙表示，政治概念史要朝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方向努力，打破学科的壁垒，博采文化史、社会史、原有的政治史以及观念史之长，(30)为人们理解政治现象提供整体的视野。
    第二，政治概念史是一种互动的和理解的史学
    政治概念史的原创性也表现在方法的独特性。罗桑瓦龙表示，政治概念史的方法“既是互动性的，也是理解性的”。(31)所谓“互动性”，就是要致力于分析政治表象和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过程；所谓“理解性”，就是要把分析的对象置于历史的语境，就是要理解潜藏了各种可能性的历史，理解“正在生成的历史”。政治概念史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学家重构历史的语境，重建历史行动者的利弊因素。罗桑瓦龙认为，唯有假定历史学家“置身于历史语境之中处理某个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理解政治。但他马上提醒说，这是一种“受限制”或“受约束”的同情，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理解历史行动者的盲点，历史学家还必须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32)由此可见，同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罗桑瓦龙和陈寅恪在历史学家面对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上，拥有如出一辙的立场，“受限制的同情”和陈寅恪的“历史的同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罗桑瓦龙而言，对民主政治作同情的解读，就是要重构和揭示民主历史语境中的矛盾与模棱两可。他表示，唯有重构民主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人们才有可能理解政治的现代性。(33)为此，罗桑瓦龙所有的著作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法国民主史的重建与理解。法国民主史三部曲(34)、《法兰西政治模式》(2004)以及新近的《反民主》(2006年)无一例外都是以民主政治的重要概念(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代议制、人民主权等)为线索，探讨近代法国民主的内在紧张。罗桑瓦龙的民主史研究，将大大加深我们对民主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