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历十月，清帝撰《十全记》一文，依年次历数其“十全武功”，将先后2次纳降廓尔喀作为殿后。实际上，这本是廓尔喀部统一加德满都河谷巴勒布诸部后继续扩张国土向北侵入西藏的一场失利的战争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1788-1789)，廓尔喀军与藏军在后藏有小规模的交绥，而远道来援的清军却迄未与廓尔喀军接触，虽备历险阻，行抵边界，终于默许西藏地方当局同廓方秘密谈和而后撤，宛如一次长途行军的演习，谈不上什么“武功”。但清廓双方将领皆是初次取得了酷寒下高山地带的行军经验，适为后一阶段乾隆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1791-1792)的交战，作了准备。关于这两阶段的战事，汉文官书《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记载翔实，远胜于尼泊尔方文献，日本学者佐藤长氏长篇论文《关于廓尔喀战争问题》① 已充分地加以利用，尤其于其中汉译人名地名，详予考定。前于佐藤氏，庄吉发氏在所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8章② 中，广泛引据台湾所存清宫档案，作了综述。辟路蓝缕，功不可没。戴逸学兄1994年发表的《一场未交锋的战争》则弘括前一阶段史实，卓识宏裁，论断精警。③ 本文主要据《巴勒布纪略》就前一阶段战争状态下双方谈和经过，拟作一些补充，以见秘密言和一事，西藏地方当局迄为主导；清大员巴忠等全力促成并巧饰上报；年届耄耋的乾隆帝虽仍极英察而卒以虚荣心炽受欺等。疏误之处，敬祈指正。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平定准噶尔后，西藏北边的威胁解除，藏内安静无事达30年，至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部(Gorkha)突然从南边入侵，清中央对于原为巴勒布(Palpa，藏文bal-po)地方④ 二十多部之一的廓尔喀，极少了解，自然也无战争的预感，随着事态的演进，历时5年，从表面到深层，逐步弄明白冲突的复杂原因。如此，在第一阶段即乾隆五十三、五十四两年内所了解的仍在浅表，从此时清驻藏大臣和入藏官员的调查以及乾隆五十四年(1792)五月巴勒布头目向清在藏的3名大员(鄂辉、成德、巴忠)的当面陈述来看，廓尔喀入犯的理由是：(1)拉萨当局拒绝使用廓尔喀所铸的新的银币；(2)边境上藏人售盐给巴勒布人，搀入泥土；(3)藏方增加巴勒布入境货物的关税；(4)巴勒布为以上问题致书拉萨交涉，拉萨不予重视。另外，战事初期，已致仕的资深噶伦班第达(Pandita，即mgon-po-dngos-grub-rab-brtan)答复驻藏大臣询问云：廓尔喀要求藏方退还巴勒布声称原有的济咙(skyid-grong，今吉隆县境内)、聂拉木(gnga-lam,Kuti)二处⑤。以上诸项中以第一项银币问题最为重要。
    大概因为巴勒布铸币技术较精之故，16世纪以来，西藏即将纯银运入巴勒布，委托代铸面上有巴勒布王名及徽记的货币，运回供内外贸易用，加德满都河谷三部玛拉(Malla)诸王用其他金属搀入铸造，藉此牟取厚利，年久币质薄劣，迨廓尔喀王巴勒提那兰(Prithvinarayan,1722-1775)乾隆三十四年(1769)统一三部后，拟另铸纯币，要求西藏以一新币抵二旧币使用，与拉萨交涉，遭到拒绝。在此，藏方确是“毫无过失”。嗣后廓尔喀王巴勒达普僧格(Pratap Singh)、喇纳巴都尔(Rana Bahadur,1775-1806)先后继位，此一问题迄未能解决。喇纳巴都尔之叔巴都萨野(Bahadur Shah)以侄年幼，代摄政务，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仍为此事托人致信给拉萨，未容协商，遂发兵两路侵入后藏⑥。五月至七月间，聂拉木、济咙、宗喀(rdzong-dgav，今吉隆县县治)陆续陷落。兵锋直逼胁噶尔(shel-dkar，今称协噶尔，定日县县治)、扎什伦布寺(日喀则)。
    七月二十七日(1788年8月28日)，乾隆帝命四川备兵进藏。八月十二日，驻藏大臣庆林陪同第七辈班禅喇嘛离扎什伦布避至拉萨，⑦ 与此同时，四川提督成德领军出打箭炉西进；成都将军鄂辉、松潘镇总兵张芝元受廷命协助成德，从北京动身入藏。九月十四日，又有钦差大臣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自京驰驿赴藏。巴忠曾任驻藏大臣衙门笔帖式，谙习藏语文，皇帝深感西藏事态严重，文书迟滞，消息阻隔，特命他在督率军队外，还要查明起衅原因并了解多年来驻藏大臣与藏政府行政作为，迅速上报。这样，成德、鄂辉、巴忠3位大员先后来到拉萨。
    廓尔喀军所到之处，西藏守军纷纷溃败，唯有胁噶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藏政府派出噶伦玉陀巴·扎什端珠布(g·yu-thog-pa-bkra-shis-thon-vgrub)及前后藏代本3员带兵来援，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激战两次，彼此伤损不多，九月，围胁噶尔之廓军忽然后退。其原因可能是后藏萨迦寺大活佛、扎什伦布寺前第六辈班禅喇嘛之兄弟仲巴活佛(drung-pa-hu-thog-tho)，未告知驻藏大臣，派人与廓军谈和。⑧ 对此，廓军迅速回应，傲慢地指令藏方派出代表在十月十八日以前到其占据的聂拉木谈判。于是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及前噶伦班第达上奏云：
    “九月十九日，据噶布伦扎什端珠布等报称，萨嘉呼图克图及仲巴呼图克图所遣喇嘛二名，已赴贼营会议。彼处领兵头人，现有钤印书字送来，内称我巴勒布因与西藏不睦，所以起兵，今萨嘉及扎什伦布两处喇嘛来营和息，我等亦情愿和好，可即派能事之人，于十月十八日以前赴聂拉木地方，彼此讲明立字，即将所占地方民人，照旧给还等语。臣雅满泰于途次(按：自扎什伦布回拉萨)亦接此报，即于二十日赶赴前藏，会同臣庆林与班第达商议。班第达称从前第穆呼图克图(de-mo-ho-thog-thu)时，亦经和息，立有字据，今若如此完结，诚为美事。臣等即同往布达拉见达赖喇嘛(按：第八辈达赖喇嘛)，告知前项情节，达赖喇嘛欢喜告称，贼匪因闻大皇帝发兵征讨，心怀悚惧，亟思退避，所以情愿和息，此事不唯于黄教有益，即唐古忒人等亦俱受福无穷。随择素所信用之堪布珠巴勒嗓并谙事之孜中(按：rtse-drung，僧官)二名，令其急赴聂拉木，务于十月十三四等日赶到。臣等复饬令携带第穆呼图克图所立字样，于会见贼匪头人时，即令献出所占地方民人，再照样议立文约，令其钤用印记，永远不敢再行侵犯，已于九月二十一日催令起身。(下略)”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