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尼泊尔人可以在西藏做生意，但西藏人不得以贸易为目的进入尼泊尔。
    (10)西藏同意封闭穿经锡金、不丹的贸易通道，如此，西藏将其与南亚间之一切贸易往来过境加德满都。
    比较这两分译文，差异殊多。前一译文将赎金依卢比折算，疑原约文藏方所写者仍作藏方计算单位银锭。后一译文多出巴勒布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藏人不得进入巴勒布经商、西藏与南亚间贸易往来只能取道巴勒布首都3项，其他如供应纯盐、朝觐圣地、代表驻藏等项不外将长年习惯再次条约化而已，但合观之，恐怕这是总列出廓方已有的及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廓藏关系一向的不平等的性质，则更接近历史实际。
    另，第二次廓藏战争结束时，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廓尔喀王子曾向福康安禀称，聂拉木边外扎木(樟木，vgram)地方，从前私立合同内写归给廓尔喀，实属不知分量，今情愿仍属西藏。(45) 按：上引诸约文中无此条。
    但《巴勒布纪略》并未记此次秘密立约经过，仅在鄂辉、成德、巴忠五月下旬的一件奏折中含混地反映了和平的实现。他们报告五月二十五日(1789年6月18日)穆克登阿、张芝元率同“噶布伦等”(按：原折如此，应指丹津班珠尔，《廓尔喀纪略》卷27福康安、惠龄奏即作丹津班珠尔)带领巴勒布头目噶登嘛撒海、哈哩乌巴第哇等10余人来到济咙大营，“抒诚悔罪”。哈哩乌巴第哇已见前文及廓藏和约第一份译文，噶登嘛撒海，“嘛撒海”人名，可能是《廓尔喀纪略》中频繁出现的、近年为《多仁班智达传》汉译文所采用的“玛木萨野”(藏文bham-sa-heb)。“嘛撒海”前面的“噶登”，廓尔喀官名，即“管兵大头目”“噶布党”(Captain)的异译，(46) 此2人都是不久前秘密议和中廓方代表，且与穆克登阿、张芝元在五月十九日见过面，所以随从前来，意在和约庶几得到清钦差大臣领兵大臣的肯定。从清军来说，这是鄂辉、成德、巴忠第一次见到廓方将领。据鄂辉等奏折云，他们聆听了廓方申诉起衅缘由并表示感谢皇帝恩准归诚、今后愿同西藏照旧和好等后，“随令会同西藏噶布伦第巴等将减税、售盐及银钱等事，逐项说明，立定规条，并派能事将备带同干练满汉屯土员弁暨噶布伦第巴头人勘明边界，于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紧要隘口堆砌鄂博碉卡，又设立佛座，饬令对众顶经设誓，该头人番众立即免冠伏地碰头，喁喁不已。随取具该部落永不滋事图记番结，交噶布伦等收存备案。”
    这里所说的“立定规条”，实则早几天已由廓藏双方秘密完成，此时绝口不提议定支付赎金一句(47)；“勘明边界”则是立约后进行之事并非当日即可速办；“番结”必以藏文或巴勒布文写就，然云只交西藏政府收存而已。通篇看来，似乎廓尔喀畏威怀德，在叩见清军大员的当天遵命办成永息战端的大事。奏文措辞含糊，故意隐瞒巴忠等催促藏方屈辱媾和的事实，欺骗朝廷。由此一端可以推及其他。
    会见中还谈及去年巴勒布主动进表入贡但被拒之事，因皇帝非常重视表文的内容，廓尔喀来人愿抄录表文原稿送来，请鄂辉等代为转奏。
    于是，鄂辉等报告军营已无应办事件，将官兵先撤到扎什伦布，留丹津班珠尔在济咙驻守，并给予已选任济咙、聂拉木等地的藏军政负责官员以正式牌照。因红帽喇嘛遣其弟子来称喇嘛路上生病未能同到，遂派人将御赐物件等送去中途交付。巴忠不等同这位喇嘛会晤，急忙起身，闰五月十二日(1789年7月4日)回到拉萨，即与达赖喇嘛、噶伦、新任驻藏大臣议定善后事宜十九条，包括加强后藏戍防、调整藏巴间贸易税收等，迅速上奏。《八世达赖喇嘛传》不记月日云巴忠自边界而来，向达赖喇嘛报告藏廓间达成协议，从上下文看，应在此时。(48) 闰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鄂辉、成德也不等候红帽喇嘛，先后返抵胁噶尔。丹津班珠尔报称，红帽沙玛尔巴在鄂辉成德动身后即来到济咙，恭进佛像，还要巴勒布头目与噶伦等同心办事。
    以后的记事只见于《巴勒布纪略》鄂辉、成德、巴忠联名的一件奏章，言辞闪烁，疑点颇多。大致是红帽喇嘛自济咙先回巴勒布，再度入藏(按：可能在闰五月中)，偕来者是廓尔喀握大权的人物即王子的叔父巴都萨野(Balbhadra Shah,Bahadur Shah，参考佐藤文p.663，藏文bva-dur-sa-heb)，当时巴忠已去拉萨，鄂辉、成德知道他们将到，只命令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往迎至蟒卡木(49)。会晤时，头人具述王子感颂之情，红帽喇嘛执礼极为恭敬，二总兵遵鄂辉命详予开导，督饬巴都萨野在前次(五月二十五日)噶登嘛撒海所立“番结”上署名画押、钤用图记，当众照缮二纸，即将二纸译为藏汉文，其一咨送驻藏大臣，另一并原结译汉上呈皇帝。(50) 巴都萨野称其王子还要差遣头人二名及次要头目十数人前来。嗣后，六月六日(1789年7月27日)，鄂辉、成德却在拉孜(lha-rtse)整列军容，隆重地接见了这十多人。来人云王子正在办理进表入贡事宜。
    可疑之处是：(1)“巴都萨野”在《明清史料》庚编第九本(51) 鄂辉等原奏折上作“玛木萨野”，也说此人是“王子之叔”、“总管事务头人”，而从记载上看，玛木萨野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重要的廓军将领，是此次秘密和谈席上廓方代表，纵如丹津班珠尔所记“据说是王室成员”，松筠1798年写成的《西招图略·善始》也说是廓王之“叔”，但有关尼泊尔史专著中从未说是王子的叔父，且总管事务。(52)(2)如是王叔巴都萨野，他一直为廓尔喀开拓西部疆土效力，掌握国政大权，竟如此信任清方，暂置军国重务，“星夜赶来”，确是件绝无仅有的大事。同来的红帽喇嘛也是关系重要的人物，何以鄂辉、成德避而不见？是否像后来鄂辉解释的那样，“必欲召令出见，或彼(按：指红帽喇嘛)怀疑托病，不敢遽出，于定边大事，恐致有所迟误”(53)。(3)穆、张二将会晤“巴都萨野”及红帽喇嘛的月日，何以奏折不记？(4)为什么鄂辉、成德先只派部下迎见王子的“叔父”和红帽喇嘛，后来六月六日在拉孜反而以严肃隆重的仪式接见另2名地位较低的头人等。这些疑问目前还难解答。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巴忠、鄂辉曾经长时在前线极具耐心等候红帽喇嘛和廓方头目的到来，而自闰五月以后却避之若浼，以致皇帝在赞许他们的“功绩”外，曾多次严催巴忠等务必同红帽喇嘛会面，后来巴忠返抵四川，专为此事从巴塘折回，又一次到后藏扎什伦布，听说红帽喇嘛频患足疾，一时不能从巴勒布归藏，终于未能见到。他们之间如此躲躲闪闪，似乎都与五月秘密议和之事有关。
    六、七月以后，形势转为在藏大臣、将军们办理撤兵、议定善后章程，同时积极敦促廓尔喀进表入贡。战局宛如一空墨云，卷地风来，忽而吹散。章奏陆续到京，六月二日(1789年7月23日)皇帝看到鄂辉等关于巴勒布头目五月二十五日来营一折，下谕云“览奏稍慰”，不过又臆断去岁廓尔喀侵藏必出于已故廓王之意，嗣子新立，不能谋事，闻大兵来，始则退回固守，继复观望迟延，以故斥责鄂辉等未能乘机深入彼疆，使伊等畏服，“乃计不出此，只坐守以待头目来营为受降之计”，继云“现在兵已撤回，朕亦不好黩武，况今天下幅帧广远，即得此巴勒布区区部落，亦复何增毫末”。廓尔喀头目虽已立誓设盟永远不敢再行犯境，“考诸史册，于立盟后，随即改言起事者，亦复不少，巴勒布之盟又何足深恃耶？”“此次既费我兵力，若不计出万全，使巴勒布永远不敢再至，立定规条，将来大兵一撤，或一二年后，该番等又来侵犯，岂彼时复于内地纷纷派兵前往征剿乎？”为此，命鄂辉等与巴勒布头目勘定疆界，取具盟书，断不可草草了事，又须酌选藏兵，驻扎要处，平时加意训练，以防侵扰。六月十一日下谕斥责巴忠不候红帽喇嘛前来即由济咙返回拉萨，当时帝于红帽的叵测用心并未察觉，尚说“此僧关系非浅”，十二日一谕重申此意，命巴忠如未到察木多(昌都)，接旨即从当地速回后藏，面会红帽喇嘛，二十日又责巴忠身为特旨派往之人，尤不应于此事“措置失当”。二十九日再次指示巴勒布进贡与红帽喇嘛前来原系一事，申饬巴忠“未经等候，擅自先回，托言办理善后事宜，不敢道及沙吗尔巴呼图克图之事，意存回护，甚属错谬。”仅以六月中这几道谕旨就足可证明乾隆皇帝虽年近八旬仍然头脑清楚，思维敏锐，洞察机微，甚至准确地预见未来(54)，只因远在万里之外，发踪指使，每每迟于边地事态的变化，又因情报上达需时，易受前方将领从容蒙蔽，且此役虽糜费百万钱粮，毕竟未损折将士，更有廓尔喀请求入贡称臣，投合了他的虚骄自负、好大喜功的心理，所以不再深究臣工的过失，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贡使的行程安排、觐见的日期、是否携来乐工等事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