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鄂辉初抵拉萨时，即问过达赖喇嘛，知有一名红帽喇嘛系前代第六辈班禅喇嘛之弟，众称二呼图克图者，曾去巴勒布拜塔，已停留那里5年。正月下旬，巴忠奉旨一度返拉萨协助新来的驻藏大臣办事，路过扎什伦布寺，自仲巴呼图克图(也是第六辈班禅喇嘛之弟，红帽喇嘛之兄)处了解到红帽喇嘛即“沙吗尔巴(zhva-dmar-pa，藏语，红帽之意)呼图克图”，“名(属于)噶拉木普”(噶玛派，karma-pa)，是“正红帽教”，与萨迦派不是一件事，此僧尚知敬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巴勒布人对他颇加尊敬，年50余岁，并无异念，如此上报以祛除皇帝认为红帽即萨迦派而萨迦寺之积极调停出于取代黄教地位动机等误会。三月，巴忠再次从拉萨到后藏扎什伦布寺，又知道红帽喇嘛已回复其兄仲巴拟巴勒布事竣后归来。由于巴忠、鄂辉皆奏称红帽喇嘛不但与巴勒布没有勾引，而且劝说彼方头目来清营会见，“有此一人在彼联络，于事有益”，所以四月七日皇帝嘉赏红帽喇嘛以珊瑚朝珠等物，命巴忠及新任驻藏大臣交与。实际上不等皇帝肯定的诏旨到藏，巴忠已完全信任红帽喇嘛必能从中斡旋，据丹津班珠尔回忆(24) 说红帽喇嘛让班禅之父、萨迦寺、扎什伦布寺的信差带来了复信，二月内巴忠(按：还应有鄂辉)即派丹津从前方去宗喀与班禅喇嘛之父会合，往迎红帽喇嘛。
    三月十一日，巴忠从扎什伦布再次来到胁噶尔，依驿递时间看，已经接到了正月十三日那份皇帝拟定的会晤巴勒布头人时的谈话提纲，但对方却迟迟不来，他在胁噶尔停留了十七八天，三月二十八日，巴忠再度到济咙，与鄂辉、成德会合。此时派出的总兵张芝元、穆克登阿等遣弁回来禀告：巴勒布已派大头人哈哩乌巴第哇(Harihar upadhyaya，藏文ha-ri-har-urba-de-wa)起程前来，行走约10天方可到营。但此后过了2个月此头人才来大营会见鄂辉、成德、巴忠。这2个月正是在巴忠催促下，受达赖喇嘛委任的丹津班珠尔(25) 与廓方秘密谈和的期间。其过程不见于《巴勒布纪略》，易言之，巴忠、鄂辉等都隐瞒了实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第二次廓藏战争期间，福康安审讯丹津班珠尔时，从供词中才彻底地了解了真相。供词有《廓尔喀档》、《廓尔喀纪略》两种版本(26)，另外，丹津班珠尔嘉庆十一年(1806)写的家史首篇《多仁班智达传》(27) 中详记此次议和经过，其执笔在经历困辱10多年之后，谅已无所疑惧，惜传文中多不具岁月，须与供词及其他汉文史料互勘。兹依据汉译《传》文概述这一过程如下：
    丹津班珠尔云他在定日即第哩朗古防守了8个多月(按：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他偕成德到后藏，次年五月，与廓军缔和，前后大致确有8个多月)，其间从五十四年季节转暖开始，经在巴勒布的红帽喇嘛斡旋，廓尔喀与汉官员双方准备接触，汉藏一方请红帽喇嘛的主寺羊八井寺知宾客僧依什甲木参(ye-shes-rgya-mtsan)两次前去巴勒布联络，随之，藏政府从拉萨派出孜本(按：管理财务账目官员)第卜巴(bde-sbug-pa)、孜卓(按：或译孜中，知宾客僧官)敦珠布彭楚克(don-vgrub-phun-tsogs)到胁噶尔，聆听清官员的指示并会合萨迦寺、扎什伦布寺代表(按：据《廓尔喀档》仲巴供词，扎寺代表卓尼尔·阿克巴lhag-pa)(28)，前往宗喀。政府首席噶伦丹津班珠尔则被任命为谈判的主力。班禅的父亲也同去(29)(按：《廓尔喀纪略》卷9达赖喇嘛之弟在北京答军机大臣问云还有玉陀；卷20敦珠布彭楚克答福康安问云说合之5人里尚有玉陀噶布伦扎什敦珠布)。他们在宗喀自二月等候到四月，对方扬言红帽喇嘛将偕同廓尔喀要人哈哩乌巴第哇、查辛达巴(Tib.rdzar-shing-thar-pa)、玛木萨野(藏文bham-sa-heb,bam-shah)前来，却迟迟不到，而红帽喇嘛却转致要求，望他们从宗喀移至廓尔喀驻军更多的济咙来见面。受当时驻在胁噶尔的清官员催促，丹津等前往济咙的邦杏(30)(spang-shing)，10天后，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偕廓尔喀官员玛木萨野等及护卫抵达。因济咙营官寨已被廓尔喀军摧毁，只得在野外搭帐篷谈判。丹津回忆说：
    “谈判时由沙玛尔巴安排座位。沙玛尔巴喇嘛居中而坐，宝座左右是扎什伦布和萨迦的谈判代表，右侧坐着我们政府代表；左侧坐着玛木萨野等廓尔喀官员。按各自地位敷垫。沙玛尔巴身着喇嘛服，玛木萨野身着披楞装(31)，达萨尔(按：藏文stag-gsar，廓尔喀官名，管铸银钱。全名应是Takasarri syamlal pandit(32))一身婆罗门服，在鼓笛声中步入帐内。500名剽悍的“司纳达·果奔”(按：藏文sri-nva-ta-ko-phing，《多仁班智达传》译注：廓尔喀圣主侍卫队)兵丁，头缠黑巾，身穿红呢衣，手执武器，将帐内帐外团团围了三层人墙，威风凛凛，戒备森严，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请来。我们萨迦、扎什伦布、政府三方面的代表和随从总共只有50人，不是对方的敌手。强大军队未能收复陷入敌人手中的聂拉木、济咙等边界重镇，却必须签订和约。”
    按：上面据《巴勒布纪略》说二月间清军已收复聂拉木、济咙，与此处丹津所云济咙有500名廓兵矛盾。窃以为清军一支虽抵聂拉木，因远至寨落不多的极边，既未遇敌，又无接济，不能久留，不得不折返，双方对峙地带犹在第哩朗古、济咙间，而清军大本营似一直在胁噶尔，于此当时清官员奏折一直含糊其辞，因此廓尔喀军侵占数镇包括济咙在内如故，不然藏方又何必议约以赎回此数地？又，三月二十二日上谕鄂辉、成德、巴忠等已云：倘积雪不消，巴勒布头目未到，大兵不能前往，鄂辉等不必不敢撤兵，可以择一噶伦去见彼头目，用鄂辉等自己名义，如实指示大兵暂行撤回之故，坦诚告之以处分了西藏生惹是非事端的官员，一面派人前往，一面撤官兵至扎什伦布寺。这谕旨必在四月下旬到达，故四五月间藏兵川军必已分批撤退。丹津在此次会谈时也说目前胁噶尔只留下少数内地官兵，其余已尽行后撤。(33)
    从丹津对座位安排的叙述里可见红帽喇嘛是会议主席、最高仲裁者；萨迦、扎什伦布的代表俨然置身西藏之外，居中调停(34)。丹津说红帽喇嘛精通廓尔喀语、熟悉廓尔喀习俗，又曾长期住在云南，于汉语和汉地习俗也有所知晓，待人接物无失态之举，八面讨好，积极调和。廓方代表玛木萨野，据说是王室成员，态度傲慢，但说话结巴，不太开口，其解释廓藏失和缘由及要求藏方赎地的条件均极无理苛刻，甚至说廓尔喀王巴勒提那兰之死为藏人诅咒所致。对此，丹津与第卜巴、敦珠布彭错克则尽力回驳。交涉重点在廓方提出西藏边境四地必须每年各付赎金汉银300秤，廓军才可撤走，丹津等觉得数量太大，难于接受，为此向巴忠、达赖喇嘛的叔父(按：据巴忠奏，此人操纵政局)请示，复信不置可否，却催他切勿拖延，当机立断。(按：巴忠与达赖喇嘛叔父的信都被丹津保留，后交呈清将领。(35))于是，复经多次谈判，廓方退让至西藏每年一次付银300秤，会议(按：《廓略》记在五月十三日，1789年6月6日)才由红帽喇嘛执笔，与会者签名，订立一份和约，另加一份附件云赎金今年支付讫，以后是否继续，俟明年西藏派官员到巴勒布都城再商议。(按：《廓略》记，沙玛尔巴意先当年交清，再分作3年送交元宝300个，或可免永远给银的事，故他与廓方玛木萨野、哈哩哈尔乌巴迭阿2人另写合同一张，作为凭据。)双方畏惧未来执行中对条文各有取舍，皆愿汉官员仲裁审批，遂遣使去胁噶尔恳请巴忠等大员前来。后(按：《廓略》记为五月十九日)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及属下严廷良(按：张、严皆通藏语)带兵20名到会场，却拒绝在4份约纸(按：应是条约2纸各以藏、巴勒布文写成，故4份)上批字盖印，指出只须译写2份汉文字据，盖上汉文官印，一份交西藏、另份交廓尔喀，各自保存即可。又经过磋商，最后依从穆张的意见，将有官印的汉译字据粘贴在条约文本及附件的边缘，接粘处再盖上官印。(按：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44页引《廓尔喀档》丹津班珠尔供词：此后丹津“一面禀告达赖喇嘛，(36) 一面就向穆大人、张大人禀过，两位大人们说：你们与廓尔喀照旧相好，这合同上的事，你们怎么讲，我们也不能管了。丹津因没有带得银子，若到藏内去取，又路远赶不上，当下就向扎什伦布(37) 在宗喀做买卖的人凑了三百个元宝给付完事”。当然，这笔钱后来由藏政府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