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人口大量增长，而科举名额却少有增加，于是大量儒生沉滞于乡村，前途渺茫。梁其姿先生在《施善与教化》一书中，曾经对明代中后期以来文昌信仰在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普及作过细致的研究。她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表明了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因为“无较高功名，亦无丰厚祖产”，因此感到前途未卜的一种茫然心态，为了要把自己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人员，他们就开始将文昌奉为自己的职业神灵，加以崇拜，并且还围绕文昌产生了惜字的信仰。因此，这样一种现象正是他们对自己日益被边缘化的一种反动(47)，这样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反其意而用之，一些地方乡绅在毁淫祠活动中的积极表现以及对淫祠的激烈批判，即使仅仅是作为一种姿态，其实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前途计呢(48)?
    所以，当我们把淫祠寺庙本身看作是一种资源时，实际上它对毁淫祠的影响也是多向度的。利之所在，既可以成为地方保存、利用淫祀、对抗官方的理由，但同样也可以为儒生提供一个博取功名前途的机会，并进而与官方采取合作的态度。在这里，其实已经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士绅阶层，而早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了。
    通过本文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关于毁淫祠的数量与频率，从统计的结果看，尽管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有40多例，其分布态势在明清各有不同；但如果考虑到其时空的跨度，那么很显然，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官方的毁淫祠行动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第二，从毁淫祠的展开方式来看，地方官员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来推行其措施。其中用正神来抵抗邪神的方式则是在清代才开始出现的，这或许正为文昌、关帝等神灵在江南乡村的扩展提供了某种契机。第三，从毁淫祠的成效来看，由于在明清时代，毁淫祠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而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从长远来看，其成效是难以得到保障的。第四，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而明代中后期开始，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并且经常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注释：
    ①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吴建华《汤斌毁淫祠事件》，《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蒋竹山《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精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新史学》卷6第2期。
    ②在北方地区，由于处于历代王朝统治中心，因此相对而言，其淫祀问题没有江南这样突出。
    ③范成大：《吴郡志》卷2，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④《明太祖实录》卷35。
    ⑤《明史》卷50“礼四”，第1306页。
    ⑥夏原吉、杨荣：《明太祖实录》卷5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⑦赵献海：《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罗冬阳：《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学、皇权与民间社会》，《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
    ⑧嘉靖《昆山县志》卷9《名宦》。
    ⑨吴宽《家藏集》卷36《叶文庄公祠记》。后世一些文献更直接说他是“奉诏毁寺观庵院”（《双凤里志》卷2）。
    ⑩如张九功、周洪谟、马文升等都曾经上书要求毁淫祠。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7-1310页，以及《孝宗实录》卷10元年闰正月四日，二十一日条等。
    (11)嘉靖《昆山县志》卷4。
    (12)如嘉靖元年，京师就遍查淫祠，“悉拆毁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2）。九年，监察御史熊荣言请修天下神廊祀典所载者，亦得到嘉靖帝的批准（《明世宗实录》卷118）。
    (13)参见吴建华《汤斌毁淫祠事件》。
    (14)《江南通志》卷首四之一。
    (15)陈宏谋：《风俗条约》，《重修常昭稿》卷6《风俗志》。
    (16)嘉庆《松江府志》卷75《名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