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以卢沟桥事变来引发全面侵华战争，所以无论中国在交涉中采取怎样的应对方针，交涉破裂都是必然的结局。但是，中国在交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导致日本“缓兵之计”轻易得逞，这就必须从中国内部去寻找原因了。从前述经过可以看出，冀察当局擅自作主不与南京中央保持一致是陷中国于被动地位的一个决定因素。为什么在日本军阀已经点燃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正在揭起的时刻，竟会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这确实容易使人产生疑惑。但是，如果具体地分析一下冀察当局和南京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以及造成这种关系的历史原因，就不难寻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冀察当局方面来看，仔细考察一下“现地谈判”的过程，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处理冀察与南京的关系，是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达成的3个协议中，除9日口头协定3款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外，11日协定有“彻底取缔”蓝衣社的内容；19日协定则有罢免“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等项内容。这些条款，明显是针对南京政府的。所谓“蓝衣社”亦即“复兴社”，社长即由蒋介石兼任；同样，“CC团”也是南京的国民党派系组织，它在北平的分支机构曾秘密联络中共北方局，为国民党开辟了与共产党和谈抗日的一个渠道。姑且不论它们是否为“排日团体”，仅就其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而言，宋哲元和驻屯军都视其为南京的代表。取缔蓝衣社和CC团，就是要把南京的政治势力从冀察赶走，这点当无疑意。而所谓“罢免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也有所指。关于这一点，在14日驻屯军提交给宋哲元的“香月细目”里，被明确表述为：“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另据驻屯军透露，13日夜，宋哲元曾表示：“对日绝对不抵抗，对南京抗争。”（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73页。）不能排除这是驻屯军为挑拨冀察当局和南京的关系而故意制造的谣言，但联系到宋哲元后来公开发表的“和平”言论，以及与驻屯军秘密达成的“细目协定”，似也不能排除确定宋氏此语的可能。
    既然“现地谈判”涉及反对南京政府的问题，那么冀察当局无论如何都不敢把谈判内容公之于众。自始至终，宋哲元虽屡向南京表示“不丧权、不失土”，“决本中央之意旨处理一切”，却不肯吐露谈判的具体内容。直到7月22日，他才电复何应钦告以现地谈判拟定的3项条件（即11日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中的3条件），并且解释说：“查该条件内容，均甚空洞，本拟早日电陈请示，因双方屡次冲突，故未即报告。”（注：《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复何应钦部长报告与日方交涉拟定之三条件电》（1937年7月22日），载《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62页。）这反映出，冀察当局与南京政府之间存在很厚的隔膜，这是导致对日交涉中两者不能取得一致立场的主要原因。
    宋哲元等人与驻屯军的秘密交涉，是在国共两党正在达成抗日合作，南京政府已经在抗日的前提下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真诚拥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冀察当局与驻屯军秘密交涉的内容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舆论的谴责。中共中央于7月23日发表宣言指出：“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提出的下列3个条件……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相反，与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对于卢沟桥之最低限度的4点立场……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件！我们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294页。）
    回溯历史，1933年第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家峪与日军拼死血战，表现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抗日斗志，被全国人民赞誉为“北国长城”。卢沟桥事变前不久，宋哲元曾在5月召集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研讨对日作战计划，并准备实行“以攻为守”的方案，一举消灭华北日军。这些情况说明，尽管在“现地谈判”达成的协定中，明显带有对抗南京的内容，却不能因此而认定宋哲元等人已经决定充当汉奸。事实上，“香月细目”谈判尚在进行中，7月16日，宋哲元即与冯治安联署签发了第二十九军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的作战命令。（注：《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复何应钦部长报告与日方交涉拟定之三条件电》（1937年7月22日），载《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48-151页。）当然，这个命令并未立即执行，但它却说明，宋哲元不是没有准备对付日军的另外一手，他对日军的妥协是有原则限度的。
    排除了宋哲元充当汉奸的可能，对于宋哲元与驻军达成对抗南京的协议条款的动机，就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了。如果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蒋、宋矛盾及由此产生的宋对蒋的戒虑，是决定宋哲元对日谈判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哲元作为掌握着武装集团的地方实力派首脑，难免在历史上与蒋介石结下夙怨。内战时期，宋3次揭橥反蒋，被蒋视为“叛军渠首”，以“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作乱，逆迹昭著”的罪名，宣布对其“即着免职，缉拿查办”。（注：国民政府公告第292号，1929年10月12日，转引自陈世松：《宋哲元研究》，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1931年，蒋介石收拢了第二十九军，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但南京方面仍尽一切力量压制排挤削弱第二十九军。1935年，日军觊觎华北，首先在宋哲元管辖的察省制造了“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表面上，是宋氏和二十九军其他将领出面签订《大滩协定》、《秦土协定》，达成了向关东军的妥协，但实际上宋哲元却有难言之隐。如第一次“察东事件”发生后，宋要求南京中央出面，以不失察土为原则，对日强硬交涉。但蒋介石执意不肯以国民政府名义对日交涉，而宋哲元交涉受阻，日军声明武力讨宋时，蒋又命令不准抵抗。宋只好以出让察东数地与日军达成妥协。这不仅有损国家主权，也极大地损害了第二十九军的利益。又如第二次“张北事件”，日军明显地怀有将宋哲元赶出察省的目的。但此时南京正酝酿发布《邦交敦睦令》，因而不仅不支持宋氏据理与日军交涉，反而斥其“总惹乱子”，扬言“谁惹乱子谁处理”，明确拒绝了宋氏由中央出面向日本交涉的请求。更有甚者，南京行政院在宋哲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无端罢免了他的察省主席职务，并把这一决定通知给日本人。最后，第二十九军被逼签《秦土协定》，全部退出察东，四、五万人之众几无立足之地。对于蒋介石牺牲二十九军利益而讨好日本的做法，宋哲元气愤之极，据说他曾诅咒：“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注：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35年6月，宋哲元借平叛白坚武之机挥师进驻平津，这才有了兴灭继绝的转机。之后，他又利用南京向日本妥协的机会，兜揽了冀察军政大权。
    宋哲元主政华北后，蒋一方面想利用宋牵制日本，一方面又担心宋借日人势力在华北坐大；而宋哲元在日蒋两股势力的夹缝中图生存、求发展，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当然不愿意受蒋挟制。这样，在日本势力不断向华北渗透造成中日矛盾加剧的同时，蒋、宋之间的利益矛盾也严重地存在着。如蒋介石派何应钦等北上，令晋系商震和东北军万福麟到华北节制宋部，及宋哲元截留税收、阻止白银南下和要求“开放政权”等事，均是蒋宋矛盾尖锐的表现。
    受上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对蒋介石仍然心存戒虑，不唯不信蒋能真下抗日决心，还十分惧怕蒋以抗日名义剪灭异己。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宋哲元在对日交涉、中央军北上以及赴保坐镇等问题上，屡屡不听蒋的指挥。在对日交涉方面，宋哲元先是不与南京通声气，后蒋等戒其勿受敌欺，宋则颇具意味地回答：“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令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注：《杨宣诚致何应钦的报告》（1937年7月22日），载《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72页。）而对于中央军北上，冀察首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如7月10日秦德纯致电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称：“此间形势已趋缓和……可否转请暂令北上各部，在原地集结待命……”（注：《秦德纯致钱大钧密电》（1937年7月10日），载《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46页。）直到7月24日，日军已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宋仍电告蒋介石，要其“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稍微后撤，以便缓和目前”。（注：《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请求暂令北上各部稍作后退以便缓和俾得准备函》，载《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74页。）冀察当局反对中央军北上，除幻想和平的原因外，“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注：《杨宣诚致何应钦的报告》（1937年7月22日），《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172页。）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点来看，宋哲元等人对于形势的估计，确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的八年抗战中，不能说蒋介石丝毫没有借助全国统一抗战而削弱异己的考虑。但是，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华民族正处在严重危急的关头，蒋介石除抗日外，无暇考虑其他。尤其从他17日的庐山谈话及其数次向冀察表明“已决抗日”的情况来看，宋哲元的担心不仅是多余的，也被事实证明是十分有害的。实际上，日军故意在现地谈判中加上与南京对抗的内容，正是利用了宋哲元等人惧蒋的心理。不幸的是宋哲元等人未察其奸，日本的阴谋竟然得逞。
    除了对蒋疑虑这个原因以外，宋哲元等人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目的估计不足，以及第二十九军内部确实存在着与“主战派”相对立的“主和派”，也是冀察当局陷入日军圈套的重要原因，但这些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不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