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冠。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1565-1630年，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1789-1850年，仁和人）、戴熙（1806-1860年，钱塘人）与李善兰（1811-1882年，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1768-1797年，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年，江阴人）与顾祖禹（1631-1692年，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1549-1613年，金坛人）、吴有性（1528-1652年，吴县人）、叶天士（1667-1745年，吴县人）、徐大椿（1693-1772年，吴江人）与王士雄（1808-？年，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1719-1805年，钱塘人），等等。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绝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也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水利工程专家沈启（1496-1568年，吴江人）、潘季驯（1521-1596年，乌程人）、陈潢（1637-1688年，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1613-1677年，桐乡人）与姜皋（道光时华亭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1818-1884年，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1833-1902年，无锡人），等等。这些技术人才中的大多数也都受过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虽然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重要特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年，第227、228、239、240页。）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注：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113名）的86％。见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46、247页。）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50页。）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得到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177、180页。）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泮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读书人数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注：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刊于《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3月）。）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在江南，录取率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作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人、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本籍温州乐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账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注：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帐、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