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剧增，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大众教育的普及。首先，仅就上述的“三、百、千”三种最流行的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与赓续之作。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其次，除了“三、百、千”之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出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统计，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第三，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除了前面提到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新编对相四言杂字》外，还有《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日《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日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这些教材的出现，大大增加了识字教育的趣味性。第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杂字用书除了前面提到的《四书杂字》和《七言杂字》外，还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算学教材则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此外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注：参阅熊秉真：《童年忆往》，第144-153页。）这些实用性教材的内容，与为考童生的应试童蒙教育的内容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专门为大众教育编写的。以上各类教材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童蒙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因此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虽然这些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因此江南民众也从中受惠最大。
    四、明清江南教育对经济的影响
    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验来看，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无关。（注：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81年，第162页。）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也不很紧密。（注：见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150页。）换言之，由于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并未起关键作用，因此他们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制度性变革，也主要出自经营管理者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因此总的来看，在近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教育似乎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因此当他们从事生产时，或者是依赖强有力的行会来组织管理其生产活动，或者是在手工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从事单一的劳动。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他并引用弗格森的话说：“在最少使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甚至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23卷，第400-401页）。而他们之所以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对明清江南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一样，对于明清江南的许多工匠和农夫来说，不会读、写、算，也照样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就会发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确实颇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
    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中国的农村似乎是“过度商业化”了。（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第277页。）其结果，是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指出的那样，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国农民就不仅在为市场而生产，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贷和利息等商业活动的基本知识。（注：Dwight Perkins ed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6页。）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这些结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而其中又以江南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江南不仅农村经济高度商业化，城镇经济也高度商业化。由于江南城乡经济都高度商业化，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所要求的各种基本能力也成为进行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写、算是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商业活动中，记账和算账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谆谆告诫的那样：“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注：收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第312、328页。）。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记账和算账，也需要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从事简单的商业活动，也非具备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前引《警世通言》中关于宋金的故事。只有“会写会算”，才能在商业活动中找到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