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明清时代民间应用数学教育也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这些口诀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只要能够纯熟利用这些口诀，运算起来就很省力、迅速和准确，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注：蒋术亮：《剐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6页。）由于这些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口诀学会计算。（注：例如《红楼梦》中的凤姐，原不识字，虽因理家久了也略识一些字，但终究不多。但是她却能够熟练地作许多加减乘除的口算。）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于这些算法运用的普及促进甚大。
    总之，在两三年的启蒙教育中，学童在认识1，000-2，000左右的汉字的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论，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获得了独立地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
    （二）大众教育的普及
    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像。罗友枝（Evelyn Rawski）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注：见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5页。）另据卜凯的调查，在1930年代，7岁以上的中国男子中，有45％的人或多或少地上过学（平均为4年），识字率达到30％。而据洋人控制下的海关的调查，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与此相似。（注：Dwight Perkins 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4页。）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领先全国各地，因此其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215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19-70岁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注：见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Ch'ing in China》，第5页。）19世纪初期江南的识字率，未有证据表明会低于19世纪后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对明清江南的识字率究竟有多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以罗友枝对清代中国识字率的估计数的上限（男子45％，女子10％，合计接近30％），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从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来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确实非常之普及。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注：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第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引正德志，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乾隆《金山县志》卷一七风俗，等等。）。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苏州府就已“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洪武《苏州府志》卷一六风俗。）。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注：乾隆《溧阳县志》卷四风俗。）。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应当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然后回家种田。（注：咸丰《南浔镇志》卷二一农桑收施国祁诗。）在双林一带，“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注：《双林镇志》卷一五（原纂）风俗。）。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注：《南漳子》序。）。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注：《金泽小志》卷一风俗。）。这些记载表明明清江南大众教育确实已经十分普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在小说中留下了痕迹。（注：例如前引《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说正德时代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出身小康之家，六岁时父亲故去，家遂破败，到十六岁时，已是孤身一人，穷得“只剩一双赤手，被房主赶逐出屋，无处投奔”，但“且喜从幼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后来被一旧识的船户收留，由于“写算精通，凡客货在船，都是他记账，出入分毫不爽，别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登帐簿，客人无不敬而爱之”。倚此一技之长，得以在商船上记账为生。《儒林外史》第十五回《葬神仙马秀才送丧，思父母匡童生尽孝》中匡超人的故事，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匡氏出身于温州乐清县乡下贫穷之家，“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因此“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在柴行里记账”。乐清虽然不属于本文所说的江南地区，但是两地毗邻，民间读书风气之盛亦颇为相似。）
    在明清江南，富裕人家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教育子弟。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延聘私家教师的花费太高，因此往往是多家合聘一位教师，设立私塾学堂。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这种私塾学堂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村社和家族出资兴办的社学、义学也发展了起来。虽然社学、义学在江南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才在各地普遍兴办，并且常常得到官府的支持，甚至由官府出面兴办。因此江南民办、官办或官助民办的社学、义学等学校，在明清时期有很大增加。例如嘉靖时的嘉定知县李资坤、青浦知县卓钿等，都在治下的乡镇兴办学校多所。（注：乾隆《续外冈志》卷二小学，《蒲溪小志》卷三小学。）到了清代，从梁其姿所作的1644-1829年间江南社学、义学的统计来看，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全都有民办和官办的社学和义学。（注：Angela Leung：《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n《Papers in Social Sciences》（Taipei），No·94-5。）康熙时苏州巡抚汤斌更发出告谕，要苏南“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所，延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廪谷，概送入学”（注：《吴门岁华纪丽》卷首。）。这道告谕，实质上就是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虽然其实施情况与实际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这种思想之出现并成为政府行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且从梁其姿的统计来看，这道告谕也并非一纸空文。可以说这道告谕所反映出来的乃是一种社会的现实。这里要强调的是，汤斌告谕之所以出现于苏南，绝非偶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清代江南教育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