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当时的下层社会民众。这种教育的目标并非考科举，而是为了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起码的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获得起码的计算能力。那么，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种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呢？这首先就需要分析当时大众教育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看其是否能够胜任上述目的。
    （一）大众教育的内容
    大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起码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因此这种大众教育也可以说是以识字教育及计算教育为主要内容。下面就来看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如何。
    （1）识字教育：关于明清中国的识字教育中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的问题，梁其姿已作了专门的研究。（注：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收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出版。）这里据其研究，把有关情况作一概述，然后再进行补充。
    中国识字教育的基本教材，宋元时代就已大致定型。（注：张志公认为：“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在这些教材中，最主要者就是被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千字文》早在南朝时就已写成，《百家姓》到北宋时亦已出现，而《三字经》到宋末以后才流传开来，元代以后则成为最普及的蒙书。这三部主要蒙书各有特点，但是将三者作比较，《百家姓》因受其内容所限，仅能教授学生认识与姓氏有关的字；《千字文》则受其体例所限，要避免重复字，同时也受南朝文风影响，追求文藻押韵，因此对于儿童的识字教育来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颇大问题。《三字经》出现较晚，其出现与宋代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理学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及科举制度关系密切，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更有特色。该书内容包含了关于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小学、四书五经乃至诸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语言也通俗易懂，塾师稍作讲解，学童即可明了文意。该书还采用三字歌诀的方式，生动活泼，琅琅上口，容易记忆背诵。因此相对而言，在传统的蒙学教材中，《三字经》效果最好。也正因如此，该书出现以后，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得以迅速传布，同时在传布过程中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有改动，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注：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各种注解本，甚至还有配有插图的版本。因此在教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由于这些特点，自明代以来，许多地方官都喜欢采用《三字经》作为社学教育的基本教材。明末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注：吕坤：《实政录》卷三《兴复社学》。）不仅如此，就是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经》也是基本教材。与吕坤同时代的赵南星在家赋闲三十年，专门编注各类教材教授不同程度的学生。他特别选择《三字经》和《女儿经》作为教导男女儿童的主要教材，并与友人吴昌期、王义华共同做注，辑成一书，称为《教家二书》。赵氏在该书序中还指出其优点是“一则句短而易读，一则语浅而易知，殊便于启蒙矣”；读此书，“即不必为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书，可也”（注：赵南星：《三字经注》序。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因此很明白，该书特别适合那些将来不准备做士大夫或学者的儿童的启蒙教育。
    明清江南还风行看图识字类儿童识字读本。例如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洪武四年（1371年）年刊出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共收名物308件，有图306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图画），图文对照（因此称为对相），简单易学。此书颇为盛行，明代刻书家陈伯寿后来还在日本刊出。正统时，又刊出《新编对相四言杂字》，收388字，306图。这种看图识字读本的风行，也是识字教育普及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中，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背诵与讲解相结合。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清初苏州塾师崔学古总结说：“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两三遍，须令自读一遍……又遇资之最钝者，须逐教读一遍，令本生读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数十遍，自能成颂”；“又教时，便将书义粗粗训解，难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注：崔学古：《幼训》。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同时代的杭州塾师陈芳生提倡的方法则是：“童子初入学，每日只讲一字……渐加之……但取本日书中切实字，讲作家常话，如‘学’字，则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样，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渐讲，久之授以虚字，自能贯串会意，当闲居不对书本之时，教以抑扬吟诵之法，则书中全旨自得。”（注：陈芳生：《训蒙条例》。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曾任长兴、仁和训导的浙江兰溪人唐彪，在其教学心得之总结《父师善诱法》中，强调在识字教育中，“书易记、字易识者，乃令读之。其难，慎毋用也”，“教童蒙泛然令之认字，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童蒙七八岁时，父师即当与之解释书中字意，但解释宜有法，须极粗浅，不当文雅深晦”（注：唐彪《父师善诱法》。转引自熊秉真：《童年忆往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