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种实用的识字法，即将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用常用俗字写成押韵的浅显文句，以之作为教材，利用空闲时间，教授那些贫寒家庭的子弟识字。（注：这种方法的运用，以在清代后期的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一带农村运用为最典型。在那里，贫家子弟到六七岁尚无力入塾就学者，通常采用《俗言杂字》一类的教材学习识字。这种教材系乡下文人为乡村穷人编写，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汇依照当地方言俗韵编成七言或八言一句的文字。凡欲识字者，可向人借此类教材，利用农闲或者雨天歇工时，找识字的人教读，每次少则一二行，多则三五行。现存的一本清代的《俗言杂字》，全文共有5，600余字，内容包括农、商等方面的简要知识。见史若民、牛白琳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2002年，第113-119页。）虽然在明清江南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象清代山西流行的《俗言杂字》那样的识字课本，但是早在明代，江南就已有类似的教材，如《四书杂字》（此处的“书”为“言”之义）、《七言杂字》等。另外，在明清江南大量出现和出版“致富奇书”、“商贾一览”一类“商人书”，而其中颇有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山西的《俗言杂字》相似（注：例如明代李晋德著《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2年排印本）中的“警世歌”、“商贾醒迷”都是用浅近文言和常用俗字写出的押韵文句，形式与上述《俗言杂字》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知这种识字法在江南应也在使用。
    采用上述教材和方法，学童在一二年内学会一两千字，应当是不难做到的。（注：罗友枝认为使用“三、百、千”等蒙书，学童可在一年内认识两千字左右。见前引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23页。熊秉真也认为在明清中国上中社会家庭，一般是子弟七、八岁开始教识字，一两年后识得二千字左右，乃可读书。见前引熊秉真：《童年记忆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92页。）因此一个贫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体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汉字了。所以清代江南文献说农民子弟进村塾读书，“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并非虚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童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还可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从而对他们日后进入较高的社会活动圈也有重要帮助。
    在1950年代我国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国家根据汉字实际使用频率，确定成人“脱盲”标准为识1，000字，“半文盲”的标准为识500-600字。而据西德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对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在比较简单的文献中，最常用的78个、353个和1，169个汉字分别占了所出现的全部汉字的50％、70％和91％。（注：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3页。）换言之，只要识1，000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大致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识数百字，也就可了解较简单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
    （2）计算教育：明清江南的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注：清代中期数学家张豸冠在自序中说：“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学者罔弗能。自词章之学兴，而此道遂弃如土。虽向老师宿儒问以六经四书中之涉于数者，亦茫然不能解。”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109页。）因此学童计算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民间数学知识的传播。但是通过学堂教育，学童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注：事实上，使用汉字计数，在明清商业中是很普遍的。例如清代中后期山西票号在各地使用的平码歌，就是用中国数码字书写的。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2002年，第120页。）、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此外，在私学教育中可能也包括算盘用法。（注：劳汉生认为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私学教育，在小学启蒙教育中也要包括算盘用法在内。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24-325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我在明代小说中，发现了一些证据。例如《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正德时代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小时候上过学，“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包括使用珠算。）
    明清江南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除了通过师（师傅）徒（学徒）相传外，别的方式还不很清楚。（注：劳汉生说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另一主要途径是商业机构招收新的从业人员，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珠算的教育。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24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就师徒相传的情况而言，有时也不得其法，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并非轻易可以掌握。（注：近人李文熙对传统的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说“学徒从师三年，强半时日都肄习于此（珠算），独是呆记成法，练习运算，扣其理则瞠目不能一解，语其法则胶柱鼓瑟无丝毫之变化。聪明者尚能本其法以致用，质钝者则视珠算为畏途，徒耗时力精神而不能收毫末之效”。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109-110页。）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种数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实际的，即获得进行有限范围内的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能力。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应用数学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这种数学教育的普及，对于普通民众计算能力的获得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