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这种作用不仅有直接的，而且也有间接的。直接作用如商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是此时期苏州城市人口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清代中期人顾公燮说当时的苏州府城内，“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商业人口剧增当然也直接推动了城市的扩大。间接作用则在于明清苏州工商业密切结合，使得工业无法离开商业而发展并对城市变化发挥影响。因此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商业发展也间接地推动城市变化。
    ⑩本文中的江南地区，指的是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这样界定的理由，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
    （11）潘什梅尔：《法国》，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12）参阅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13）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收于同氏《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4）即凡是人数超过某一水平的居民点中，倘若农业人口不超过某一百分比者，都算为城市地区，其居民全部列为城市人口。我国大陆1953年人口普查时，凡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的、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都属于城市地区（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7-268页）。
    （15）美国统计局1960年采用的SMSA（标准大城市统计区）对于“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所制定的标准为：（1）2，500人以上的行政地区；（1）2，500人以下时，须是100户以上的人家的集聚区；（3）包括新英格兰地区的镇（town，township）等；（4）每平方英里1，000人以上的统计合计区。日本参照美国经验提出本国的标准为：（1）中心市（人口10万以上，为市或县行政当局所在地）；（2）与中心市顺序相接、社会经济联系密切的城镇村落。后者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0人以上，纯粹农户占全部家庭的50％以下，该村镇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总数中，去中心市方向的占20％以上（参阅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第159-162页）。
    （16）例如如何确定作为区分城乡的人口分界线，国际学界一向争议颇大。限据1970年代的看法，最低者仅200人，而最高者则为10，000人，彼此颇为悬殊（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268页）。
    （17）牟氏还指出：中国的生活在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物质层面上，都有一种明显的城乡延续性。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城市把乡村的生活和农业的活动包含于其中；同时城市的经济活动（例如商业、金融和制造业），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城郊。城市的特色延伸并且影响到了城外，而农村的特色在城里也受到欢迎。见F.W.Mote：《A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收于 Robert A.Kapp主编的《Rice University Studies-- Four views of China》59.4）。
    （18）见前引美国统计局SMSA和日本的“标准城市地区”有关指标。
    （19）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为当时世界之冠。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明末（1620年）为465人，清代中期（1850年）则高达837人。与此相较，英国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500年仅为13-15人，1701年也才达到30人。其中人口最为稠密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1700年也只有35人，直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才增至41人，尚不及明末的9％或清代中期江南人口密度的5％（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485页）。
    （20）据前引美国统计局1960年采用的SMSA，确定“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的一个指标是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以上。然而按照据刘石吉的统计，1820年苏州府城附郭县（吴、长、元三县）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英里4，009人（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即4倍于美国SMSA指标。因此按照SMSA的标准，整个苏州地区（吴、长、元三县）都可以视为城市地区。
    （21）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似乎倾向于将市镇视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区。其代表者如樊树志，认为市镇是“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区”（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市镇定位为农村地区。例如赵冈虽然认为城市是“城郡”和“市镇”两个系统的总和，但是同时又说“宋代以后……市镇则大量增加，体现了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在世界城市化的“正常的过程”中，市镇是一个“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而明清的市镇发展则“不像一个过渡阶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39-140、165-167页）。后一看法，显然是将市镇视为农村的延伸。此外还有学者将其定位为城市地区。例如王卫平明确称明清江南市镇为“新型经济城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第41、97、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