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清代中期郊区市镇的增加，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趋势，使得府城西部（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市镇由8个增加到11个，东部（包括东南和东北）的市镇从4个增加到8个，南部和北部的市镇则分别从0个和1个增加到2个和3个，因此“众星拱月”的局面变得更加清晰。同时，在新增的12个市镇中，有8个位于距离府城在40里以下的范围内（其中2个更位于城厢附郭）。这意味着郊区市镇与府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市镇数量增长的同时，市镇人口更有急剧的增加（详见下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住房与工作场所的相应增加。因此市镇人口增加导致了市镇地域规模明显扩大。这可从元和县属下的唯亭、同庄二镇，长洲县属下的浒墅镇，长洲与昆山合治的甫里（又名甪直、六直）镇，以及长洲、吴江、青浦三县合治的章练塘镇的情况见之。
    唯亭在明中叶以前，“民贫俗朴，人皆散处村庄”。到了明代后期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市镇，而到了清中期更已是“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的大镇了（75）。镇上形成了面积颇大的商业区，分布于上塘与下塘之东市、中市、西市。周庄直到明末还是“迁肆于后港，镇西多坟墓，鲜民居”，尚不具备一个市镇的规模。到了康熙时，“东西二栅俱成阓”，尔后更发展为一个大镇，有东西南北四栅，市街长达3里，宽2里（76）。清代中期极盛时，镇上居民近5，000人，“户口、赋役之数，足当西北一小县”（77）。浒墅镇在万历时代已被称为“吴中一大镇”，清代更加繁盛，“比屋连甍，街衢阗噎，杂货云屯，阓鳞次”（78）。甫里到明末才发展成镇，但康熙中期陈惟中修志时，已是“[苏州]府东巨镇，首推六直”，“郡东乡镇，惟六直为首著”。据时人目击，该镇“灯火万家，云树苍茫，市廛杂，拟于邑”（79）。章练塘镇也是明末清初才兴起的，但到乾隆时已发展为一巨镇，“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80）。镇东西长9里，南北宽6里，分东市、西市。东市为闹市区，街道密布；西市稍逊，但也街道也不少（81）。
    此外的一些市镇，发展也十分迅速。例如吴县的月城和长洲县的枫桥、山塘，虽然被称为“市”，但其规模不亚于一个大镇。月城市在明中叶，已是“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各省商贾所集之处”，而到了清中叶，更是“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82）。枫桥市“在城外，离治数里，与阊门相属”，到了康熙时已是“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设有千总驻防”（83），以后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84）。山塘市“在城外，离治四五里，即虎邱山塘，亦与阊门相联属……储积商贾亚于枫桥，而川广诸货亦骈集焉”（85）。在这些市上，商业发展如此繁盛，其地域规模当然也有相应的扩大。
    由此可见，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论是府城城内还是城厢附郭，或者是郊区市镇，地域规模都有明显的扩大。（待续）
    ①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158页。
    ②傅氏明确地把这些市镇经济称为“城市经济”。
    ③关于这类城市的称呼，并无一致的看法。在较近的研究中，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型经济城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97、156页）。这里所说的“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他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称呼。
    ④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3、165-167页；同氏：《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综论》（刊于《汉学研究》第7卷第2期，1989年）、这种看法在一些新近出版的论著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陈学文对赵氏观点表示赞同，并说：“中国大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上已定型，至多也只是政治中心兼具经济文化中心，或者是经济色彩加浓而已，代表中国都市比道路的应是众多市镇的兴建”，“明清太湖流域市镇的兴建、发展代表着中国都市化的道路”（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9页）。
    ⑤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第94页。但是王氏也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非传统型市镇的勃兴，成为江南地区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形式”。
    ⑥以上参阅赵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39-140页。
    ⑦关于应当如何正确进行比较的问题，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第10章），以及译者李伯重所写的有关评论《“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简介》（刊于《史学理论》2000年第2期）。
    ⑧赵氏语，出自同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