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法祭祀礼仪的这种现实，决定了在没有文字书写族谱编撰之前的家族，很难有更久远世系的记忆。事实上，从宋到明，许多士大夫初始编撰族谱的时候，常常也都是只能记录自己往上五代的世系。如明万历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6《先世纪》中记曰：
    吾先世多隐德，胜国以前无闻，所仅传者，惟高祖以来四世。然而芳规懿矩，湮没不彰者多矣。余自幼闻之父兄所诵说，得其一二遗行，皆可令吾子孙世为，则敬录于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阐扬潜德之幽光，则阙略未备，无由殚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继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瓛，迨议继娶，以瓛寄养亲家，绐王无出，王乃纳聘来归。久之，习知王德，曰：“家务繁冗，奈何乏助，须借力亲中。”王曰诚然。始祖乃谓无庸借资，具以实告。王令即日来还，长既专主，少且勤学。世籍钱塘，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绝无计较。后瓛子五分资不均，争讼数年，有几缸几万传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洁类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张瀚自幼听闻父兄口传的先祖事迹，实际上可追溯至作为高祖父亲的“始祖”，但他仍然说“所仅传者惟高祖以来四世”。可见其观念上的世系记忆仍以高祖为一关键的起点。又如《朱舜水文集》(日本正德二年刻本)卷20载朱舜水开列的《先世缘繇》如下：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谕。谨将先祖父官阶缘繇，开具呈览。
    高祖处士，未有官职。
    曾祖讳诏，号守愚；皇明诰赠荣禄大夫。先祖讳孔孟，号惠翁；皇明诰赠光禄大夫(此外连让三恩不受，复有二次登极覃恩不列)。
    先父讳正，号定寰，别号位垣；皇明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大(阙)兼太子太(阙)兼(阙)。前总督漕运军门，未仕。
    祖父遭世承平，无所建树；滥叨国恩，循至大官。今子孙又碌碌，祸当变革，不能阐扬先德。恐清朝传记必不序及，承命谆切，腆颜胪列耳。
    可见当时人对祖先的记忆或一般观念上要记录下来的祖先，常常都是由高祖开始的。明尹直撰《謇斋琐缀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钞国朝典故本)卷7记录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成化丙午十月，予进太子少保尚书兼学士，万循吉与刘吉进少师少傅。万令中书为写祝文告家庙。予偶见其稿，止列祖、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问之，则曰：“先世迁徙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察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予尚以为简，不足以尽孝子慈孙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虽忘，而神气相感，固未尝忘。盍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传示子孙，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献之邦，善于礼也。予思不逮矣。”予窃忖此公，自一纪之年发解，来京四十六载，不一展省，溺于富贵功名，略不念及于松楸，可谓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万循吉只能知曾祖之名，高祖就遗忘了，故写祝文告家庙，只能列出曾祖之名，就被指责为不能尽孝，但批评者的建议，其实不过是多列一代，至高祖而已。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明代的时候，所谓记录先世，一般都只以高祖一代为限。宋明时期许多士人初辑族谱的时候，能够用文字把口耳相传记录下来的先人常不过三四代。如正德前后的诗文大家、“以复古自命”的李梦阳撰有《族谱》一篇，见于其《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8，其文曰：
    往君子谓予曰：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然欧苏谱又率详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夫名实者不可以亡纪也，子孙而不录其先人，是悖乱之行也。夫李氏于吾，乃亦可谱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谱，夫李氏莫知所从来矣，伤哉！或问何故，曰：二孤方龀，而贞义公及于难。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继之宗者孟春乎，继别钊乎，继祢孟和乎。
    予闻之先辈曰：国有史，家有谱，嗟乎！生死出处之际大矣，要之不离其事实，不然，后世何观焉。今人多不务实，予欲观者，彷佛其咳貌，故不暇忌细小。或问：谱至兄弟行而止。李梦阳曰：夫是，后予安能知焉。
    世系
    讳恩 子讳忠 子 刚 子 麟无嗣
    庆 子孟春
    讳正 子孟和
    梦阳
    孟章无嗣
    敬 子 琎 予 钊
    瑄无嗣
    梦阳籍隶陕西庆阳卫，为军籍，其父为周王府教授，梦阳显荣后编撰族谱，尚且只能记录曾祖以下四代。其《族谱例义》开头数语，透露出也许是当时的士人共同的矛盾心态，既相信应该详录先人，又不愿有远胄之谬。此种暧昧的态度，常见于宋明时期士人的言行中。如欧阳修虽然修撰族谱时把先世一直追溯到从越王勾践到少康再到夏禹，却仍对曾鞏修家谱声称为曾子之后的做法不以为然，敖英《东谷赘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卷上载：
    曾南丰修家谱，自以先世乃曾点之派，欧阳文忠公亦否之，盖以遥遥华胄，将谁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