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苏州与徽州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而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本书对苏州与徽州这两个区域间的互动加以考察，进而探讨区域互动对两地发展以及整个江南社会（注：对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各家均有不同的界定。本文界定为苏南、浙北和皖南。）变迁的影响。
    一 苏州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区位差异
    苏州与徽州在历史上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就同属扬州之域。早在商末，姬姓首领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避位让贤，从陕西歧山下的周原南奔，在江南建“勾吴之国”。吴梦寿25年（公元前561年），吴国二十世国君诸樊南迁都于今苏州。阖闾元年（前514）大臣伍子胥受命建城，为苏州建城之始。当时，徽州尚为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归属于吴。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说：其他“春秋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徽州正式有建置是在秦，“秦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此后，苏州、徽州的统属时有分合，如三国时同属吴国；南朝时，曾同辖于扬州；唐初同归浙西节度；宋朝同隶江南道、两浙路；元朝同属江南行省；明朝同归南直隶，清初同为江南省。直至康熙六年，安徽建省，徽州分属安徽（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2《徽州府一》。）。由地缘的原因，徽州人认同为江南人，有时也认同为吴人。如隋末徽州绩溪人汪华起兵割据徽州，“兼有宣、杭、睦、婺、饶之地，称吴王”（注：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建置沿革》。）。
    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一马平川，河网如织，四通八达。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唯一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注：陆游：《奔牛水闸记》。），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经济日益发达，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自唐宋以降，苏州共出状元45名，占全国的7.5％。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经济更是发展到了巅峰，从倦于宦海沉浮的官僚、文人，到衣食无着的流民，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加之本地人口的增长，以致苏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明代丘浚濬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注：《大学衍义补》卷24。）。明初，朱元璋怒苏人助张士诚，大幅度增长苏州赋税，地丁之重甲于全国。《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田土九万八千五百零六顷七十一亩，占全国1％，实征税粮米麦合计2810490石，占全国实征税粮的9.6％。就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等各个方面来看，苏州府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此外还有漕粮、白粮之征扰民。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巧为应对，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成为国内丝绸、棉布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十分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移山林于市井。或书画、或歌吟，于是有吴门画派、吴门书派、昆曲评弹之美。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
    徽州属内地山区，原为“椎髻鸟语”的山越所居之地，其“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注：方弘静：《方氏家谱序》。）。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不仅要注意到它的封闭性，还要注意到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根据明刻本《新安名族志》的记载，两汉时迁入徽州的仅两族。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一为两晋，二为隋唐五代，三为宋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由北方南迁进入徽州的，而是从邻近地区迁入的。北方士族从江南平原地区向江南山地的进一步迁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徽州作为避难处的地理优越性。所谓“山川复阻，风气醇凝，世治则诗书、什一之业足以自营；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强宗巨姓雄峙于其间”（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城东许氏重修族谱序》。）。如“昉溪在城北四十里，平畴沃壤不啻千亩，四山环合如城，第宅栉比鳞次皆右族许氏所居焉。其人物衣冠甲于他族”（注：《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5《寿昌许公八秩序》。）。但多山的地理环境，同时也造成徽州物产的瘠薄。徽州民谚云：“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顾炎武亦指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粮食不能支十之一，与农田仅占二十之一是相对应的。由此，历朝对徽州征收的税赋并不苛重。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一》说：“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目前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故自唐以前，贡赋率轻”。唐末之后，徽州长期在“偏据一隅”的割据政权统治下，处于“征敛无节，甚至取砚亦有专务”的压力下。入明后，朱元璋优待家乡，多次减免家乡及徽州等地的税赋，所以明清两代徽州税赋为轻。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也远不及苏州之严厉，乡绅在地方社会的自治权因此而远高于苏州。乡绅借助宗族组织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造成“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的宗族社会，无人能脱离宗族组织。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明代徽州文人汪道昆在《太函集·黄氏建友于堂序》中说：“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汪氏将“世家强盛”与“礼仪之国，习于人伦”相提并论，足见宗族文化与理学关系的密切。《徽州府志·风俗》说：“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3位，计有9人。安徽有8府5州，其中仅徽州1府便占4人，居苏州之后的第二位。宗族聚居、物产瘠薄，徽州自古以来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很突出。宋淳熙《新安志》就引用当时宣歙观察使卢坦的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注：淳熙《新安志》卷9。）。而徽州人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足迹几遍全国，执掌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二大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