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的。汪直、许二、徐海是徽州人，是海外贸易的核心层次；苏州海外商品的生产地，属海外贸易的外围层次。苏州通过徽商与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促成了民营丝织业手工工场的兴起。据应天巡抚曹时聘称：万历时苏州“染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注：《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条。）。顾炎武也指出，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注：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亭林文集》。）。丝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改变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经营方式。如苏州吴江盛泽镇的“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以至“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决定着这一带居民“有岁无岁之分”。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凌绸之利”（注：乾隆《吴江县志》卷38。）。从而使农民转而从事专业化商品作物生产。商品生产由都市向市镇再向四周农村的扩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呈板块状的传统经济结构出现了松动，出现了一个突破口。农民种桑盋蚕植棉，使宋以来“苏常熟，天下足”让位于正德、嘉靖以后的“湖广熟，天下足”。明末以后，湖广米长途运到江浙、闽粤的经济作物区。同时，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原料需求的增长，还刺激了其他地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例如山东、河南的农民就有许多从事棉花的生产，以供江南棉织业之需。明末，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与手工业产地的地域分工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而出现的长途贩运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传统经济结构的松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新经济因素的生长和江南社会的转型。
    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作为当时雄踞东方的政治经济巨人的中国，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而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州与徽州自是首当其冲，它们的互动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历史性。但总的来说，传统社会的属性占据着主导地位。
    区域比较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两块相互联系的区域，即使处在同一经济文化发达地带，由于自身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的不同，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路向会有很大差异。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江南山地、平原与海洋的互动造成了江南的繁荣，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一步的地位。探讨内地、山区和沿海、平原两类区域发展路向异同的根源，会对今天内地与沿海、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互补互动、共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