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动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认知。苏州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是美好的，“沈归愚《国朝诗别裁集》选歙人诗，……其论吴茵次诗则赏其《虎丘酒楼》句：‘七里水环花市辟，一楼山向酒人青。’谓‘写山塘风景如画’”（注：《歙事闲谭》卷12《沈归愚评歙人诗》。）。苏州不仅有虎丘、山塘如画的风景，还是徽州人的淘金地。徽州人眼中之苏州才女也是聪慧灵秀、才艺超人。《歙事闲谭》卷15《汪讱庵家姬妾》介绍了乾隆年间兵部郎中徽州人汪启淑（号讱庵）家的两位苏州才女：“《续印人传》云：杨姬瑞云，字丽卿，吴县人。幼颖慧嗜学，针黹之余，拓衍波临池，抚唐贤小欧书，娟娟秀挺，多逸致。癸未季春，归予簉室，予以其娴静，更字之曰静娥。时予有幽忧之疾，方寄情丝竹以自陶写。姬见猎心喜，偕诸姬肄习。不匝月，凡鼙婆萧阮采庸之属，皆精通。从予受古才媛文百余篇。自检《说文》，释其大义。历岁余，矮笺短牍，皆娴雅可观。随予三次归歙扫墓，道经佳山水，对林峦幽峭，溪流潆折，或禽鸟弄声，野花争笑，辄低徊留之不忍去。与烟霞泉石，若有宿契者。胡姬佩兰、庄姬月波，皆余侍姬也。佩兰尝即景为小诗，姬羡之，思与抗衡。遂手抄唐宋诗分古今体为数帙，昕夕吟诵，至忘寝食。遂有得，时与月波相唱和。刻意求工，虑佩兰窃笑。脱稿后，辄焚弃，故存者绝少。又云：金素娟，长洲县人。幼多病，弱不胜衣。既失父母，无以自存，鬻于予家。怜其羸也，不任洒扫织纴，使与侍姬叶贞为女伴。叶姬素善歌，工弦索。暇时授予之时曲。上口辄悟，教之操缦安弦，皆能领略。比长，举止娴静，懒傅脂粉。令识字作书，博奕投壶，稍稍涉猎，俱中程式。一日予偶以铁笔遗兴，素娟侍侧。阍人报客至，予出肃之。素娟乘闲取刀，试续成之，虽人工未到，而天趣浑然，是在性成者。因篆石命镌，纵横如意，竟不失绳墨。及传以小篆，章法刀法，能解悟。期年后殊有可观，特选数钮入谱，盖怜其有志好学，非敢以康成之婢自诩也。“
    作为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徽商来到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苏州后，他们希望为苏州人所认同。一般的苏州市民是如何认识徽州人的呢？
    在苏州市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评弹中也有关于徽州人的描述，其实这正是市民眼中的徽州人。如长篇弹词《描金凤》（注：《描金凤》卷12，光绪丙子孟冬重刻本。）就塑造了一个明代万历年间的徽州典当商汪宣（先）的形象。应该说苏州人认知的徽州人还是合于实际的。故事是从在苏州开隆兴典当行的汪朝奉赏雪回来看到了钱玉翠，十分中意，想讨来做两头大开始的。所谓“两头大”。是指徽商在家娶的妻，与在经商地纳的妾，也许一辈子也不见面，所以经商地的妾的实际地位与家乡的妻一样高，都为“大”，而无“大”、“小”之别。汪宣托媒人送来千两银子和其它聘礼，定于正月初三完婚。但是，钱玉翠已与落难书生徐蕙兰私定终身。钱玉翠之父钱子敬是以“笃笤”卜课为业的江湖术士，他爱徐公子才华，将银子送于徐公子，又去找汪宣套钱。汪宣浑然不觉，又慷慨送钱子敬350两银子。正如《五杂俎》所云：“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注：谢肇浙：《五杂俎》卷4。）汪宣为红绣鞋化了这么多银子，不仅没有成功这门亲事，还因此打起官司。钱玉翠称“徽州人往往多奸巧”。评弹中讥讽汪宣为“徽猫”、“徽狗”、“徽鳖”、“徽州厌子”、“灰鳖”、“徽州人生性十分蛮”、“徽州人，万恶刁，犹如空中楼阁造浮桥”、“徽州人喂勿饱”等。苏州人骂徽州人的专用脏话很多。可见，苏州人对精于筹算，在苏州发财的徽州人颇有反感，甚至有些妒忌。这也显现了苏州人浇薄的一面。书中说到汪宣状告钱志节赖婚，官府判其败诉，当堂责打汪宣时，“涌上徽州人一班，叩头求告开恩典”。上夹棍时“只些徽州人还在旁侧观，……一起跪下来叩头（求情）”，也是合于徽州人的习性的。顾炎武说：“新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注：顾炎武：《肇域志》第3册。）。汪宣官司打败、一贫如洗，万念俱灰，在苏州日以嫖娼为事，花完了本钱，也无脸回徽州老家去。唱词有：“穷苦如何回故乡，也曾寄信归家里，只说本钱短少骗妻房。哪晓得一封书信空回去，倒被她埋怨汪宣没主张”。钱子敬后来得了机缘做了护国军师，在京城想起了往日汪宣对他的饭酒之恩，而自己把汪宣算计得这样苦，所以为报答汪宣，给汪宣谋了南昌府同知职衔。而汪宣做了官后，却是为官清正（注：《汪宣断案》，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单行本。），做了不少好事，改变了苏州人对徽州人的印象。
    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意与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注：汤显祖：《汤显社集》卷41《有明处士潘仲公暨吴孺人合葬志铭》。）。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歙县黄明芳，以资雄懋迁，“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徽州文人汪道昆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好处，指出：“其（休宁商吴用良）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注：《太函集》卷52《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于是，又有讥讽徽商见到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对此作了批驳：“凤州公（王世贞）同詹东图（詹景凤）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可见，王世贞是颇为赞同的此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