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团练观察使李栖筠在苏州设立学庐课士。由于官绅倡导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则要慢一步，据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载，“其人自昔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位差，造成了徽州向苏州的流动，这是两地互动的最基本的方向。
    二 16世纪以来苏州与徽州间的区域互动
    区域互动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层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体。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和人的互动等方面。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给两地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共同的和相异的变化。
    （一）苏州与徽州间的沟通。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可谓相邻。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徽商便览·徽州总论》指出：徽州“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注：吴日法：《徽商便览·徽州总论》。）。因此，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水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水湍急、季节性强。由于徽州地势高峻，“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仅与新安之平地等”（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汉口志序》。），徽州的水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徽州至苏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苏州与徽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据《新安名族志》载，有陆、朱、张、叶四姓的始迁祖分别于唐、宋两代由苏州迁入徽州。苏州四大名族中，除顾姓外，陆、朱、张多有迁居徽者。另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注：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由东向西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西向的移动。其原动力则为经济要素。“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注：万历《歙志·货殖》。）。最早关于徽人经商的记录是西晋。许承尧在《日新录记徽俗二则》一文中说：“《知新录》云：徽俗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司马晞传有云，晞未败时，会辄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怨。后晞果徙新安。则知此风自昔已然。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6。）。此后，徽州人外出经商不绝如缕。南宋建都临安，徽州商人得到一个较大发展的机会。只不过明清以前这种由西向东的移动相比由东向西的移民主流，仅是一脉支流。由西向东的移民方向变为主流，始于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票盐制，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这为徽州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从而形成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明唐寅《阊门即事》云：“吴阊到枫桥，列肆二十里”。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这就决定了互动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因此，考察徽州商人与徽州家族向苏州的移徙，以及他们在定居地发展及其与家乡的长久联系，是我们探讨两地互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阜潘氏（注：参见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光绪三十四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民国十六年修《大阜潘氏支谱》；潘世恩编：《潘氏科名草·自叙》，稿本；潘世恩撰，潘曾莹录：《潘文恭公遗训》；潘奕隽嘉庆九年《展墓日记》；咸丰四年潘氏刻本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潘钟瑞：《歙行日记》上，见《香禅精舍集》六，光绪苏城谢文翰斋刻本等。）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清初徙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官宦世家、积善世家，同时还是晚清苏州酱园业的待业领袖。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则日渐式微，生活困窘。大阜潘氏分居徽苏两地，尽管往来不断，互有影响，但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却有霄壤之别。通过对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迁徙过程和互动形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与苏州乃至其他地区的家族迁徙及其文化互动具有如下特点：一、徽州家族的迁徙主要是经商的形式向外迁出，徽商尽管也大量回流到故里，但仍有不少徽商滞留在外，而这些滞留在外的徽商往往就是徽商中精英人物，他们对苏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二、与徽商大量外流相比，徽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地人流入徽州的极少，因而徽州与外地之间的家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外流，地域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徽州人自己来实现。徽州人在促进了异地繁荣的同时，却不断地借助于资金的回流，将宗族意识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族墓等，从而保证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静止状态，进一步扩大了徽苏两地社会发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