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是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苏州原有的社会秩序失范，出现了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为了协调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的正常运作，苏州各级衙门加强了社会管理。在失范与规范不断磨合的过程中，社区管理日趋细密和完善，分为商业管理；赋役、治安、宗族、寺观的管理；环境和市政管理等，古老的苏州城缓慢地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徽州的管理则较为简单，乡绅在国家与地方间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为宗族管理。徽州商人将财富输回家乡后，在家乡购置族田，导致大土地发展，宗族保障使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而在苏州由于土地分化频繁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和宗族保障的极其有限，在宗族保障外，还有行业保障和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合作。苏州的行业保障主要由商业组织会馆、公所来承担，市民社会合作主要是官府与商人共同举办的善堂，“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276号碑。）。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从社会阶层来说，例如妇女，两地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处。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妇女都是生活在封建纲常伦理的重压之下。由于苏州与徽州妇女生活的环境不同，她们的处境有所不同，社会生活也各具特色。苏州妇女生活在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商品经济发达，加之上平原地区，交通发达、社会风气较为开明。顾炎武曾指出苏州田赋之重：“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注：顾炎武：《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徐光启则进而指出重赋所造成的后果：“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矿，皆持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这时的女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是苏人赖以生存的产业了。徽州妇女则生活在江南山区，交通乏便，信息不通，宗族组织严密。由于物产瘠薄，所以徽人外出经商者众多，徽商的事业虽然离不开商人妇，但是妇女很少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徽州府志·风俗》云：徽州“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绵，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所以与苏州妇女相比较，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对也要低一些。明清时期，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文物之乡”。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承尧在为歙县志烈女传所书序中指出：“歙为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学朱说，闺闱渐被砥砺，廉贞扇淑扬馨，殆成特俗。（注：民国《歙县志》卷11，《人物志·烈女》。）”赵吉士云：“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
    在苏州的妇女中形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才女群。才女群作为苏州文人的组成部分，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一方面她们也不能免俗，追求功名富贵，她们大多生活优裕。另一方面她们又温文高雅，有着强烈的市隐心态。在众才慧中有一位“不著姓氏”的“有节行而能诗”的“做诗娘娘”，她有诗云：“读书盼望为官早，毕竟为官逊读书”。十分维妙地表现了苏州才女的矛盾心态。徽州才女生活在宗族世界之中，她们的诗作也不免多了一点道学之气。写有“家君伊川后，理学存遗风”的才女汪纻身上正是体现了徽州才女的特质，其为诗则“粹然几于儒者之言”。“可铭座右”（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载有《汪荌〈雅安书屋诗集〉》）。又如程妙嫚在丈夫亡故后，“传经，训族邻子弟。跻高年终”（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程氏诸闺秀诗》。）。徽州妇女的另一情感特质：离愁别怀。徽州人十之七八外出经商，久滞不归。所以程妙嫚以诗寄夫，诗中书写孤独的情状：“坐向篱边对落英”。程碧霞也以菊花自况，面对着“别知己”、又一年”、“隔幽谷”、“长自念”，她也只得感叹：“何人如菊淡，惆怅晚风前。”程云的“莫打鸳鸯散”也是寄托的同样情怀。程璋的丈夫“久客未归”，她所做的柳叶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其所作《原愁》虽未见其文，内中所蕴离愁别绪当可揣度。难怪她仅二十一岁而郁郁弃世。所以，在徽州民间流行的是妇女的《哭歌词》，而在苏州妇女中流行的《山戨》（冯梦龙所收集）却是充满了活力和人性，反映了明代苏州民间妇女的真实生活。这些热辣辣的唱词，是对封建伦理公开的嘲讽，是对自由爱情的炽热而大胆的追求。
    徽州妇女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商人妇，在清代有不少随夫而迁居经商地。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云：“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五杂俎》中关于这些移居他乡商人妇的记载，称她们中或有“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等等。谢肇浙分析造成丈夫惧内的原因，一是“贫贱相守，艰苦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二是“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未己出”。这二条都是与经济相关的，可见苏州与徽州的互动，使一部分妇女脱离了礼教森严的徽州，来到商业大都会，她们参与商业活动，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民间信仰也有异同。多元、多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两地民间信仰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显示了民间信仰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多元性同时又受制于两地不同的社会人文条件，从而在两地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与实践方式。在徽州，由于理学的盛行与家族势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多元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却始终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得不到完全的释放。《歙风俗礼教考》指出：“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设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徽州独无教门，亦缘族居之故，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故教门人间有贸易来徽者，无萃聚之所，遂难久停焉”。所以徽州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这有利于加强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内聚力。正是这种心理内聚力造成了徽州科举、商业和宗族的共生系统。而与此相异是，在苏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族势力的削弱，民间信仰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徽州。苏州人信佛道者甚多，民间往往佛道兼敬。佛教的出世、轮回、因果报应，道教的遁世绝俗、幽隐山林，及求长生富贵的教义，与苏州人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重压之下求生存、求发展的境遇，相互渗透并浸淫累积为苏州人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市隐心态。社会信仰的多元化，造成一种开放的心态，并由此而造成苏州人心态多元、变通、求实的特征。这一方面造成苏州科举的全国之最，另一方面也造成苏州商业的全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