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文人对徽州真正深层的认知，是在亲临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闲谭》卷12《王弇州诸人游歙》记载了申时行、王世贞、祝枝山等苏州文人到徽州的感受：“汪印苔《歙浦余辉录》记申时行归吴后，游新安，造许文穆，载惠泉数百瓮，舟达歙浦，见江水澄沏，潭不掩鳞，乃语人曰：‘新安遍地惠泉也，奚以此为！’命悉覆之。至今故犹传其事”。“又载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按：上申、徐二说，未知何本。张心斋作《洪愫庵玉图歙问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又按，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沈石田游歙，主临河程氏，为画一虎；又主潭渡黄氏，亦留画去。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吴用卿余清斋。吴名廷，即以米南宫书迹与玄宰。玄宰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如果说申时行的感受，还只是“新安遍地惠泉也”，那么，由王世贞为首的“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的感知则更为全面而深入了，这些“大都各擅一技”的文人高士与徽州文人摆开擂台，斗文斗艺，“宾时或屈于主”。苏州文化名人，纷纷到访徽州，与徽州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一鹤迎馆于家，课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陈继儒亦与一鹤友善，每来新安，多主其家。为题诸园亭联额。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霁》、《长湖烟雨》诸图。赵宦光与江村沉华庵僧涤凡善，尝寓居庵中，为题迦耶室联额。涤凡通禅理，静默寡言，尝升坛说偈，地涌灵泉，一时名宿，赋诗记瑞。见《澄阳散志》”（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沈周、董其昌、陈继儒、赵宦光皆曾至江村》。）。归有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焦竑、陈子龙、冯梦祯、陈继儒、茅坤、吴伟业、钱谦益、汪琬、钱大昕辈都为徽商撰写过充满理解、又不乏褒美之辞的墓志铭。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动越易成功和顺畅。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三 苏州、徽州的互动与江南社会变迁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虽然使苏州与徽州16世纪以来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路向，但它们的互动，却共同造成了江南区域社会整体的繁荣。江南作为一个经济区，就是在互动中形成的。首先是南北互动。开发江南比之疏松的黄土高原需要更高的生产力。北方先发展起来。商末泰伯、仲雍奔江南，建勾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吴立国后，江南内部也有东西互动，如吴楚相争。但主要还是南北的。吴国曾开邗沟以沟通南北，北上争霸。但最终还是被强势的北方政权所征服。历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的经济在互动中终于赶上（唐末五代）并超过（宋代）北方。物质互动的必然伴随精神的。文化的传承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从中原的儒学到宋代江南的新安理学。南北互动中，江南内部的东西互动也在发展。北方移民进一步向西部山地的移动，江南西部得以开发。明清以来，长江的重要性日渐显示出来，东西互动所占的比重增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十六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徽州远离海洋，而苏州虽通海，却又是在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之下。苏州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统治者厉行海禁，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注：《明太祖实录》卷221，洪武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只是在永乐年间，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启碇港，刘家港才一度繁荣。此后，刘家港虽仍作为外贸港，但功能仅限于贡舶贸易。长期的海禁，使明末“海口之河（娄江）望其淤塞”（注：乾隆《镇洋县志》卷3，水利。），刘家港失去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清代康熙中叶一度开海，刘家港也不再有外贸港的地位，而是降为南北商品交易港，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海舡必须身家殷实，取具地邻保结，方准编烙给照，呈明海关，给牌驾驶。非同内河舡兵，随处揽载，漫无稽查者比”。“出入海口，又系层层盘诘”（注：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第436号《太仓州奉宪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因此，明清以来海外所需之货物，如丝棉、丝绸、瓷器、棉布、铁器、茶叶和药材等等违禁物品，是不可能通过刘家港走私海外的。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江南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主要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丝织品的消费者为达官贵人，其国内市场十分有限。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没有市场的充分发展，生产规模就不可能扩大，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改变，就不会有江南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广阔的海外市场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海禁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靠走私贸易，江南的生产才能与世界市场相联系。江南的走私贸易是怎样突破统治者的海禁呢？首先，徽州海商选择浙闽沿海，尤其是地形复杂的舟山群岛作为走私贸易的据点。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武装走私集团一度控制了中国与日本的航线。同时，在“无徽不成镇”的苏州乃至江南，徽商与苏州商人生产并收购海外需要的货物。徽州行商则将收购的物资运往浙闽沿海，与海商直接交易，并将海外运来的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玳瑁和银币等等输送回江南。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构成一个生产与流通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系统。苏州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为走私贸易提供了充足、适销的货源；反之海外市场的扩大也极大地刺激、推动了江南地区生产的发展。在这个系统里，把徽州海商经营活动的海商、行商、坐贾和手工作坊主联成一体的是徽州宗族制度和地域观念。徽州海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之所以胜筹在握，不能仅仅用善于经营来解释，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徽商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将徽州根深蒂固的宗族血缘、地缘关系带到了商业活动中，从而将“桑梓同志”联结成“声应气求”、“营道同术”的徽州商帮。徽州海商与行商之间就是凭恃着特殊的优势，冲决海禁的罗网，使走私贸易得以兴旺发达。血缘、地域纽带和三个层次相交叉，使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成为一个网络状的整体。这里，血缘、地域纽带具有使系统在不利的环境中（即严厉的海禁制度下）稳定运行的机制，在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参见唐力行：《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