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互动互补，交往密切。在互动的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上，其总的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住处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以下，我们就苏州与徽州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异向发展的具体表现，择要作出比较。
    首先是社会基本结构：家庭-宗族结构的异同。处于平原地区的苏州是容纳天下商贾的大都会，社会流动性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品经济直接瓦解着这里的宗族和大家庭结构。所以，尽管宋代范仲淹在苏州首创义庄，但是数百年来苏州义庄发展的规模却不大。《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碑刻集》，第174号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碑文，均在文中括注碑号。）第174号碑指出：义田赡族“文正创于苏郡，自宋迄今，效法文正踵而为之者数十家矣”。这个估计保守了一些，据民国20年吴县社会调查处编制的《吴县城区慈善救济团体调查表》载，吴县城区共有义庄32所，如加上郊县当不下百所之谱，但在苏州区域范围内仍是少数。难怪林则徐在其撰写的《邹太学家传》中，一方面对清季邹珏设义田的义举大加赞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慨叹，邹氏的义行“世多有笑之者。嗟夫士之强立特行，卓然不囿于流俗者，其不为众人所笑也几希矣”（177号碑）。徽商与其他各地的商人瓦解着苏州的宗族组织，而徽商的商业利润输送回徽州却加固了家乡的宗族组织。绩溪人进士胡晓在《新安名族志》序中指出：“新安则异是矣。……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俱在。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而无二”。徽州的宗族组织覆盖了整个区域，无一人不在宗族的血缘网络之中，即便外出经商者也不例外。如寓居苏州的歙县的潘氏，分为贵潘与富潘两支。在苏州都有巨大的产业，都建有祠堂，保持宗族组织，与徽州潘氏宗族保持密切联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中叶土地改革之时。
    再来看家庭结构。一般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家庭的分化。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商品经济繁荣的苏州，其家庭规模反而比徽州来得大。就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来看，徽州约占65.1％，而苏州仅占29.11％；就主干家庭而言，徽州仅占34.9％，而苏州则占48.73％（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苏州的小家庭结构比徽州来得大。原因有二：一是总体家庭结构的不同，徽州是在大宗族下的小家庭，因其宗族血缘合作比较完善，核心小家庭就可以应对生产和灾变，而且家庭规模越小便越利于减缓商业财富共有所造成的家庭矛盾。苏州绝大多数的小家庭之上没有大宗族，缺乏宗族血缘的合作，因此保持6至8人的家庭规模是应对生产和灾变所必要的。一是年龄构成的不同，徽州男性平均年龄是53.5岁，女性是55岁，（注：参见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而苏州男女性均达63岁弱。苏州人的平均年龄要比徽州人高5.75岁，这与生活条件相关。徽州山区，生存空间小，自然条件贫瘠，生活艰苦。徽州人虽受到宗族的保护，但宗族内部却是有贫富的分野，大多数族之贫困者在徽商余唾的笼络下，虽不至饿死于沟壑，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贫苦的生活。徽州的年龄构成，限制了他们三代共同生活的时间，使主干家庭的比例较小。生活在被誉为“天堂”的苏州人，生存条件优于徽州，较高的年龄构成，使三代以上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增大，这是苏州主干家庭的比例反高于徽州的原因所在。应该说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的家庭结构有相似之处，两地同以小家庭为主，但徽州的小家庭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而苏州的小家庭大多是独立的。前者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后者则是与社会转型的方向相一致的。
    其次是市镇结构的不同。明清时期徽商是苏州与徽州市镇互动的媒介。苏州市镇作为徽商麇集盘踞之地，深受“无徽不成镇”格局的影响。徽商在苏州市镇的经营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对苏州市镇的贡献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苏州与徽州两地市镇有着诸多的不同：如两地市镇的布局不同。苏州为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网密集，市镇多依水而设，既有利于市镇与相邻四方村落的密切联系，同时又使得每一市镇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从而在苏州地区形成乡村--基层市镇--中心都市的经济社会分层结构。市镇的分布相应呈网状结构。徽州由于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对外联系依靠水路，市镇也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分布（注：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两地市镇规模的不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市镇经济发达，市镇规模一般都较大。很多市镇人户超过千家，形成与政治中心相类似的城市结构。徽州市镇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两地市镇的功能也不同。苏州已形成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经济功能，而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商品集散所需而建立的。两地市镇社会文化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苏州市镇以地缘与业缘为主，外来商人群体在镇建立起各种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以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苏州市镇宗族组织迅速瓦解。而徽州市镇仍保持宗族社会实态，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21个祠堂，充分展示宗族血缘文化的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