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民间信仰是互为传播的。一些徽州神灵由徽商传播到了苏州，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五通神。五通神是明清时代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神灵，但它的最初出现却是在唐代的婺源一带，至宋宣和五年五神人受封为通贶侯、通佑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俗称五通。（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五通神产生之初只是山民的保护神而已，并没有多大的特点，而其声名则是随着它在外地的传播而逐渐显赫起来的。据美国学者韩森研究，早在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苏州便已出现了五显神的分庙，而它是“徽州商人外出贸易途中建立的”（注：韩森：《变迁之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徽商之所以会把它带出徽州，其初始是为了借助它的神力保佑商旅安全。《歙风俗礼教考》认为“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由军行，冀无往不利耳，故亦有称五福者”，（注：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8《歙风俗礼教考》。）出身徽州的五通神到了明清时期，成了苏州最有影响的神祗。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求利之徒书契券向神乞贷纸钱，后家道日兴，岁竭精力，千倍偿之，”（注：乾隆《元和县志》卷7《坛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偿值还债，神报必丰”（注：《集说诠真》，见王秋桂、李丰茂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五通神所在之上方山“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闹，男女杂沓，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注：汤斌《禁毁淫祠疏》，乾隆《长洲县志》卷31《艺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五通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商业神灵，而如此特色实在是由于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其俗沿袭至今。
    明清以来徽州本土五通神仍旧为徽民众所信奉，如休宁五显行祠，“嘉隆以来五方居民每年四月朔日诣祠，拈香阄请，俗传阄得一五之神为喜，则不得亦不敢以好恶争竞，唯凭阄定出山，择日游行，五方不拘伦序，听其后先，出游之日，旗帜仪仗与王者捋，好事者施以黄白珠翠，务以奇巧为胜”，其规模可与同时期的苏州相媲。但徽州民众在神的身上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即神“四时有祷必应”，可见徽州的五通神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神灵。（注：（清）徐卓辑：《休宁碎事》卷1（嘉庆十五年海棠书巢刻本）。）在当地的社屋中，往往立有五猖堂，《黟县三志》卷末《补遗》载有胡朝贺《西川社庙群神考》一文，认为五通神“并祀于社，亦以类相从耳”，由此亦可见其社神的性质。正由于此，当地文人也一直为其辩护，将他与江南其他地方特别是苏州的五通神相区分。当然，徽州的五通神也不仅只是一个农业神灵，它也具有商业神的性质，只是在缺乏商品经济氛围的农耕社会中，这样的性质永远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或者也只是返乡徽商心目中的神格。因此，主要作为农业神灵的五通是缺乏旺盛生命力的，爰至民国年间，当苏州的路头神继续在爆竹声中享受牲醴的时候，民国《歙县志》中却已经找不到一丝五通神的痕迹了。（注：现在徽州民间还有一些关于五通神的传说，但却已经是面目全非，被认为“原来是五个强盗，后改邪归正，仗义行善”，而其功能也只是普通的“有求必应”而已。见绩溪县宅坦村志《龙井春秋》（2001年内部出版）第176页。）反之，明代出现于苏州的神灵，如李王庙、总管庙等，晚清时也由徽商传入徽州（注：参见嘉庆《绩溪县志》卷7《祀典志》，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秩祀》。）。
    此外，苏州与徽州的风尚习俗也有所不同。苏州习俗以奢华为尚，“产相十而用相百”，徽州则崇尚俭朴“其啬日日以甚”。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载：“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原注：明末徽最富，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然多雍容雅都，善仪容，有口才，而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之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原注：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名之累，不惟贫民，并官于此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当其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袨新装，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诸见者啛啛就目，徽多富贾不知既不能偿责，坐是蒙罪戾者比比皆是。汪京兆循曰：‘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其信然哉”。但是苏州的奢糜之风却也影响着徽州社会风尚，妇女的服饰是风尚变化的风向标。《歙风俗礼教考》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注：《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揭示了苏州、徽州互动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嘉、万年间，很多材料都反映了这种“商启其渐”的变化。如歙县丰南一村，据《丰南志》称：“吾宗（吴氏）莫盛于今日（万历）。”其表现是：“里妇竞富，服饰甚郁”，“纨绔子方与新妇盛簪珥、饰车骑以夸乡党”。风气变化的原因则是“转毂遍四方”的商业。
    社会风尚变化导致徽州人价值观念变革。“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注：蔡羽：《辽阳海神传》。）。获多者为贤为爱，获少者为不肖为憎。价值观的变革，冲击着封建时代传统的观念和秩序。万历《歙志·风土》描述这种影响对徽州社会的冲击过程：徽州习俗原先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至正德、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发展到万历时已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注：万历《歙志·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