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以氏族相尚，必有姓氏之籍流传，“姓氏之学，最盛于唐”(郑樵《通志》语)。王圻《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卷207《氏族考》记曰：
    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其书……先天时睿宗复诏冲讨缀，书乃成，号姓系录。后柳芳著论甚详，今删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纪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
    唐代之后编撰的这类姓氏系录，不但令追溯远代世系的风习对宋明之后族谱编撰产生很大的影响，也直接为宋明之后的士人追溯远祖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明代修谱渐滥，对远代祖先的追述也愈益蔚然成风。凌迪知《万姓统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自序曰：
    余读眉山苏氏族谱引，感而辑姓谱，云：……夫天下，家积也。谱可联家矣，则联天下为一家者，盖以天下之姓谱之。夫自开辟来，遐哉，邈乎，生齿繁育，总总林林，受姓而载简册者，不啻百焉，千焉，而殆万也。……考之《世谱》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黄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则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续，愈远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万姓，虽棼焉，杂焉，散漫而不可统括，实一本一源之枝流耳。……故观吾之姓谱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余辑谱意也。
    宋明时期，中古时代之谱学早已不传，但其中表达的观念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家族谱时热衷的做法。以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唐林宝《元和姓纂》、郑樵《通志·氏族略》一类姓氏书为蓝本，许多有关姓氏来源与列举各姓历代名人的书籍也应运而生。明代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就是其中一种，该书《凡例》更列举同类书籍之大略云：
    姓氏一书，旧不下数十种，有论地望者，有论国氏者，有论声者，有论字者，有仿姓书编者。夫论地望，如《世本王侯大夫谱》、《姓氏英贤录》是也……论国氏者，如《氏族要状》、《通志氏族》是也……论声者，乃以四声为主，如《姓氏韵略》、《姓源珠玑》是也……论字者，乃以偏傍为主，如《仙源类谱》、《姓氏秘略》是也……有仿姓书编者，如《合壁事类》、《尚古类氏翰墨全书》是也。
    明代以后，更有专门将某一姓氏的远代世系编撰成“某氏统宗谱”广泛流行，学界熟知者如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新安查氏统宗世谱》、《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汪氏统宗谱》、《张氏统宗世谱》等。坊间流行这类书籍，时人编撰族谱时自然不乏依据。虽然很多士大夫要摆出一副“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的清高姿态，但修撰族谱的根本目的是“尊祖敬宗收族”，从这个目的出发，士大夫自然要以把追溯远代世系纳入，使之成为族谱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朱次琦《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曰：
    古人自序如屈子离骚、马班二史，罔不上溯姓源，谱牒亦然。唐书宰相世系表、庐陵欧阳氏谱、老泉苏氏谱，并沿其例，乃古法也。宋朱长文朱氏世谱，明朱右邾子世家，今固未见。然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也。(近时诸城刘氏谱、景城纪氏谱，均以不著族姓源流为慎，盖非古义)
    虽然朱九江把对远代祖先的追述归类为“族姓源流”，同始祖之下的“宗族系谱”区分了开来，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在“弃祖”与“诬祖”之间作出两难选择的尴尬。不过，对于到清代已经在许多庶民百姓中普及开来的族谱编撰中，编撰者已经不必要小心翼翼地作出这样的区分，他们仿效士大夫编撰的体例，常常直接就把宋代以前的远代祖先同近世祖先的系谱连接了起来，甚至常常以各种手法，把原来并无清晰继嗣线连接的单个的远代祖先也串联起来，构成了能够同近世始祖直接连接起来的远代世系。这种现象虽然在晚近才普遍起来，但普及速度非常快，而且由于很多族谱的这一部分内容被编造得非常整齐，甚至天衣无缝，成为表达士大夫文化认同的一种历史记忆方式，以致直到今天竟更常被人们视作信史。治史之人当知其讹，唯以之窥探明清以来世态风习之流变，断不可用以为古史考辨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