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新发现的王阳明佚文《重修宋儒黄文肃公家谱序》(见方宝川《新发现的王守仁佚文》，《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收入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学者的这种处境及其态度，其曰：
    谱之为义大矣！有征而不书，则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则为诬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则庶乎近之矣。虽然，知不知与可征不可征，亦有为时地所限焉。或经兵燹之余，或值播迁之后，既编残而简断，亦人往而风微，近远难稽，盛衰莫必，则举废修坠，往往日耳之咨度，未能衷于一是。迨承平日久，里巷安然，相与讲敬宗收族之事，乃益详其体例，明于忌讳，前事每多抉择，后事弥昭审慎。故为人子孙，而欲光昭令绪，莫此为大焉！
    这篇谱序是否出自王阳明之手，吾颇觉可疑，其中一些语句见于明初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中的《宗仪九首》(《四部丛刊》本)，如果不是王阳明自己抄袭，就是后人假讬之作。但无论如何，方孝孺与王阳明都是堪称一代宗师的学者，这些言论代表了当时学者们的观念和立场。不过，尽管他们所强调的是“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实际上到明中期的时候，在家谱编纂逐渐普及开来的趋势下，攀附古代名贤贵胄的风气也泛滥起来。陈白沙撰《汤氏族谱序》(下引三段陈白沙撰《族谱序》均据《陈献章集》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标点引者稍有改动)云：
    家之谱，国之史也。本始必正，远迩必明，同异必审，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贵易亲，不以文覆愆，良谱也。莫不有家也，大小异焉；莫不有世也，升降异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谱也。世假谱以存者也，谱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谱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为重，无实而借之词，吾不欲观也。
    白沙先生尝有《关西丁氏族谱序》一篇，为其好友新会知县丁积所修族谱作序，所论颇为有趣，反映了其时逐渐普及的族谱编撰风气下的一些情状，其序曰：
    邑长丁彦诚尝欲修正其世谱，而患文献之无足征，以问于予。告之曰：“务远之详孰信，好大之同自诬。谱吾所知，世其赖之。”乃取其家旧所藏宗系图，上下亘数百年，著而为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灭之余，存者或谨识其行第而已。别出近谱一巨篇，世倍于图而辞芜陋亦甚焉。
    丁氏之居关西者，每岁以社日有事于先祖，长老主祭者称述先世，以昭其族之人。其所称显而远者，丹阳司马。司马以降，曰一司徒、六节度、十二仆射、十光禄云。司徒于今无所考。图之世昉于此，别谱乃增至其上九世，世有显者焉。其他若众支之所属，世以增损，先后抵牾于图者十九。二者之间，孰得孰失，作谱者要自知之也。
    丁氏始迁宁都之园村，子孙散居市落与他方者，日远日疏，莫能统一，各以其派为谱。关西之谱，以为司马首世，而以始迁关西之祖大郎首派，远近详略大小同异本于图，君一无所改于其旧，属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进士，宰县一年，能使强者畏，弱者怀，尽毁邑中之淫祀，而以礼教禁民之邪。于兹六年矣，然犹未能皆得于人，则亦以其方枘而圆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谱也，亦主于实而已，予故为辨而序之。
    白沙先生以儒学宗师地位，坚持“谱吾所知”，反对无信自诬的立场很清楚，故对着好友所编族谱，亦要“辩而序之”。弘治时，时任广东布政司右参议的周宏以其族之谱请陈白沙作序，陈白沙后来撰写的《周氏族谱序》更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态度，曰：
    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未几，公复来，与言家世缨簪，以其族之谱请序以付梓。予以不敏弗许。数载之内，屡致书嘱邦伯东山刘先生、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恳。既而，公复以书来，曰：“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阳，世次无考。今谱断自可知，以昭信府君为第一世祖，其不可知者阙之，不敢妄有攀附，以诬先代而诳后人。先生幸为某序之，将无负于先生之言。”某于是不敢复以不敏辞于我少参公，而嘉周氏之谱不务穷于远，为信谱也。
    白沙先生的言行，也许代表了明代高层士大夫对于当时编修族谱中日盛的攀附缨簪风气的反对态度。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点校本，标点引者稍有改动)卷14《事部二》云：
    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渐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子羽，而其他诸子无称焉。溯流穷源，若斯之难也。世远人亡，文献无征；兵革变迁，国家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举其宗者，势使然也。然与其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孰若阙所不知，以俟后之人？故家谱之法，宜载其知者，而阙其疑者。
    虽然明代士人常以此为修谱之原则，但其实只是以“谱断自可知”来判断族谱先代世系孰信孰诬，自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随意取舍。既然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等近世族谱编撰范式的创作者都一无例外要追溯远代祖先，后世之人竞相仿效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事实上，这种根据姓氏族源去追溯远代祖先的做法，本来就是在汉唐间的士族制度下形成的传统。关于唐代以氏族相尚的风气，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胡道静校证本)卷24《杂志一》曰：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