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发展
    问题激化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两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二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5]
    在等待了二十多天仍旧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一周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事态开始扩大。[5]
    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间列强召开了两次会议，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在最后关头，慈禧退缩了。1900年5月31日，慈禧让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旦京都恢复平静，应马上撤退。从此，外国军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开进。从1900年5月31日晚到6月8日，携带新式武器的各国军队已有接近1000人进入了北京，其人数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制。[5]
    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5]
    局面失控
    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来看，慈禧此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默许义和团进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正是他们打开了京城九门，造成了义和团蜂拥入京的事实。到1900年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12日这一天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5]
    1900年6月9日，也就是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两天前，各国公使开会做出决定，调遣大部队进京。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外国使馆的卫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发生冲突。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慈禧发布了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慈禧做好最坏打算，进行备战；一方面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坚决镇压义和团。[5]
    1900年6月14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天津、廊坊一带受到数千名义和团与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这支联军的情况，人们开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针对这段暂时的空白而采取行动。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5]
    1900年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派兵到京郊马家堡一带阻拦西摩尔联军，如果“不服阻，则决战”。慈禧此时要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坚决。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御前会议”这一天，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 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