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歇家从服务到包揽的转化
    正因为歇家服务不可或缺，所以其利用提供服务的机会，在国家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容易走上包揽之路。从周瑄、王轼、倪岳等奏议中可以看出，部分歇家利用服务之便，通过“买嘱官攒人等”的手段，从事诓骗财物、坑陷纳户、虚出通关等勾当，其规模已经引起明朝中央上层的高度关注，以致需要不断更立法令来杜绝此事，可见歇家包揽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成气候。而倪岳的奏议，反对对包揽实行严厉惩罚，从而使明廷重新拟定了新的处罚条例：“请令跟子有犯指称官吏诓骗财物满贯与坑陷纳户及遇官攒虚出通关者，如例充军，免其枷号。若止因晒晾、驮载、籴买等事多取佣钱，价直至满贯者，枷号一月，与不满贯者，俱以常法处之……从之。”(29)显然这个新例，对于歇家的处罚大大减轻了。从此以后，在南京对歇家包揽的打击不是很严厉，歇家开始快步走上了包揽之路。歇家从服务发展为包揽的关节点，就是歇家代替纳户交纳税粮、办理入仓出仓等各种手续，甚至延伸为包收和代买，即歇家变成了纳户与仓库之间不合法的中间代办者。
    在南京仓场中，为什么纳户总是被歇家包揽，施沛在其《南京都察院志》中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现摘录相关段落如下：
    或问浦口歇家之害极矣，尽革之，可乎？曰：难。夫屯戍散处材［村］落，此输彼运，竭蹶数百里方抵浦城，势不能风餐露宿，必藉居停。势不能遽知仓场用费，必藉指点，故寄囤于歇家，势也。而积歇图侵费之利，每至秋成，亲赴各屯揽收。军余何知，惮目前躬，利积歇揽收之便，或多贴使费而托为代交，或私立合同而托为代买。夫代交，或厚索薄收，或挂筹掯勒仓收，旗军虽多费，其害犹小。代买则恣意侵渔，及严追，计无所出，携家远遁。每每累及旗军，至倾家鬻子不足偿之，其害甚大。故严禁歇家，止许寄囤，不许揽收。如有私相包揽授受者，着管屯指挥查报，歇家、旗军并罪(30)。
    各旗粮到，岂不赴分司告投而迁延不即进纳，此何以故？仓役苛索，故为留难，弊一也……积歇包揽或作弊干判，或那［挪］前替后，或延哄坐守，至有二三年不完者，弊三。宜编立长单，粮到之时照数付与旗甲填注，某日进仓，某日筛晒，某日给仓收。如有歇家、仓攒包揽、折干、勒索等弊，明注在单，以便拿究。约以十日为限，取获仓收呈验并单缴查……各甲得以执票禀官，仓役不敢留难，军旗不敢虚报，积歇不敢那［挪］移(31)。
    或问督储杨严禁不许擅自入仓，庶足杜各役之需索乎？曰：前项使用不在临时需索，当粮米未到之先，各役先置酒，请歇家讲明白，而歇家业已一一许诺，及旗甲运米一到，尽由分派馈送，甚至各名色之外，又巧立名色，以为利此，不待入仓而各役已满橐矣。或问督储张谕旗甲亲自运纳，庶足杜歇家之包揽乎？曰：难矣。夫自纳者必先备各项使费，方敢进仓，如稍悭（吝）（原文缺一字，根据其意，似应为“吝”字--笔者按），则或嫌米碎而勒令重筛，或嫌米湿而勒令重晒，或踢斛淋尖而故意捉弄，或告到而未得上囤，及上囤而未得进仓，或勒其一旗总完而后收，或待其已完而刁蹬不收。乡愚孑身旅候日久，进退触藩，势不得不揽与歇家，故各役之诛求，旗甲之穷困，皆由歇家为祟……余檄令积年包揽者，尽行惩革，择殷实堪用者，祥允给牌，庶包揽之弊稍清……如前项各役通同歇家党助骗钱者重究(32)。
    若一听包揽，则有见年官攒费若干，通仓官攒若干，军斗、小甲、箩头、扒头、廒夫各若干，衙门书办、门子、皂隶、军牢各若干，轿、伞执事人役各若干，通仓差使余丁若干，又有作弊钱若干，积年抽头偏手若干，买求棍徒惜米钱若干，官攒各役逐日若干，相习视为定例，毫不可少。夫米若好，此辈不能阻之勿收，米若不好，此辈不能劝之使收，何必以有限之钱，置之无用之地。况歇家贫难花费不完者，经官究追，复累及旗甲。盖歇家历年包揽得利过本，指称使费，以壹科拾，买低米和稻碎，换破席朽竹，诚恐各员役发其弊端，不得不借浪来之钱买各员役之欢心(33)。
    《南京都察院志》是施沛等广泛查阅各种史志之书，篇采句摘而成，对于其出现的时间问题，因原始资料遗失，有些已经无法考证，在此不敢妄臆。但全书基本是讲嘉靖、万历年间的事，则是较为明确的。上述四条史料，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歇家包揽纳户是大势所趋，难以革除。其原因有三：一是歇家对于远道而来的纳户提供住宿等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即“势不能风餐露宿，必藉居停”；二是纳户无法知道仓场中各种潜规则的使费，若不交纳这些使费，纳户无法进仓，故纳户被包揽是形势所迫，即“势不能遽知仓场用费，必藉指点，故寄囤于歇家”；三是仓役与歇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仓役在开仓纳粮之前，便与歇家讲定各个环节使费的数目。等粮米一到，歇家便按照先前讲定的数目如实上交给各类仓吏仓役等。这种交易完成以后，纳户进仓必经歇家揽纳，否则便会出现各种刁难，其名目十分繁多，几乎举步维艰，即使上好米色亦难以完成进仓等环节，于是“乡愚孑身旅候日久，进退触藩，势不得不揽与歇家”。总之，服务、仓场使费的潜规则以及歇家与仓役的勾结，是纳户上仓必被歇家包揽的核心原因。
    其次，赋税一经歇家包揽，便有诸多揽费。有仓官之费，即见年官攒、通仓官攒之费；有仓吏之费，诸如书办、门子、皂隶、军牢等皆有费；有仓役之费，诸如军斗、小甲、箩头、扒头、廒夫等皆有费；甚至连服务官员的人役随从都有费，诸如轿伞执事人役、通仓差使余丁等亦有费。上述之费，是指纳户带上干圆洁净之米上纳仓库和办理通关手续所需的正常费用。如果要作弊，则有抽头、偏手、棍徒等各色人员的费用，而“官攒各役”之费则是“逐日若干”，其费更为浩大。正因为费用浩大，歇家有时也难以招架，出现了“歇家贫难花费不完者，经官究追，复累及旗甲”的情形。为了应付这仓场深似海的费用，歇家只好“指称使费，以壹科拾”，甚至“买低米和稻碎，换破席朽竹”。这种作弊行为又怕被揭发，于是“不得不借浪来之钱买各员役之欢心”。显然，歇家包揽所需的巨大费用，全是因仓场的腐败所致，根子还是制度设计缺陷太多以及官吏们太贪婪，这甚至还引起了歇家与仓官、仓吏、仓役在利益上的矛盾。
    再次，从官僚的态度来看，“歇家代交”的危害较小。因为，歇家仅是包揽纳户上交，虽然使费不菲，但因没有危害国家财政，所以是小害。而代买则不同，即“代买则恣意侵渔，及严追，计无所出，携家远遁。每每累及旗军，至倾家鬻子不足偿之”。也就是说，代买已经危害到了国家财政，虽然也谈及了旗军“倾家鬻子”，但其更关心的是“不足偿之”，即亏空财政，于是“其害甚大”。
    最后，歇家从包揽上纳逐渐发展为包收包纳或代买，即“积歇图侵费之利，每至秋成，亲赴各屯揽收。军余何知，惮目前躬，利积歇揽收之便，或多贴使费而托为代交，或私立合同而托为代买”。其中“惮目前躬，利积歇揽收之便”最为耐人寻味。其实在南京附近的屯田中，征收赋税最为艰难。早在成化三年，马昂就上疏曰：“南京各卫应纳屯田子粒，已有定制，近多拖欠不完者，盖征收之数少，管屯之官多，各假公营私，屯军应差不能存业。”(34)不仅如此，自明中期以后，屯田多为势要所侵，到明晚期时，这些势要们“非惟占种占夺，并所种所夺之粮公然不纳”(35)，甚至“间有监生、生员、闲弁、势豪、黠旗、悍卒之辈，逋屯粮而不完”(36)。最为可怕的是，“赤贫悍军挟骗告害逋赋，占种之家养为前矛鹰犬，致令屯官旗军望而却走，节年逋欠，莫敢谁何”(37)。在如此难以征纳的地区，歇家居然可以揽收，“利积歇揽收之便”的玄机可能全隐含于此中。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歇家之害甚烈，要求革除的呼声很高，但又因客观原因无法革除，于是政府只好采取规范的措施。如第一条史料所说的“严禁歇家”，只是不允许其揽收、代买，至于“寄囤”即代交是允许的，实际上仅是要求规范包揽的程序。第二条史料中讲到，对于歇家与仓吏的各种弊端，采取编立长单的办法，若有“折干、勒索等弊”，则要求纳户“明注在单，以便拿究”，实际上还是允许歇家包揽。第三条史料针对歇家与仓吏、仓役串通起来共同吞噬纳户的弊端，采取的措施是“慎选”与“严禁”。所谓“慎选”，就是“择殷实堪用者，祥允给牌”，实质仍是包揽，只不过这种包揽更为规范，以此来保证国家财政不受损害。第四条史料实际上暗指了歇家包揽难以革除的另一原因，即仓场官吏系统从歇家包揽中获得很多好处，他们成为歇家包揽的有力推手。因此，到崇祯时期，南京仓场包收包纳赋税的依然是歇家。《度支奏议》载，崇祯时期，“屯臣所称极恶宜所访拿者三”，其中之一就是“歇家包收各户银米，任意侵那［挪］盗卖，甚且通同攒斗勒索留难不得入仓者”(38)。显然，这里的歇家不仅依然包纳，而且依然包收，可见所有的严禁，最终都变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