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不知道南京仓场中的官保或称保歇、保家这个制度的设立起于何时。但据保歇皆有与解户签订合同这一特性来看，至少在嘉靖初年保歇制度已经在全国盛行，其渊源至少可追溯到正德年间。正德年间，毛宪上疏言：“凡遇送到解户钱粮，逐日依次填写乡贯姓名、数目、寓止歇家明白，每五日送巡视官处稽考挨收，以防欺弊。每半月，各司仍具手本，逐日如前备开送库解户姓名、钱粮数目，亦送巡视官处据依查对，以防欺匿。如有拖延隐避，踪迹可寻，庶无欺隐之弊。”(57)这应是官保所担负的“稽察奸宄”的职责，这就使歇家与官府挂起钩来，其包揽开始合法化。其核心还是利用歇家熟知自家所服务的解户情况，而政府熟知歇家的优势，若有“拖延隐避”，则政府追歇家，歇家追解户，因此“踪迹可寻”，“无欺隐之弊”。这个特点在俞谏关于山东临清、德州等仓的疏文中说得极为明白。嘉靖三年（1524年），俞谏在《议处本折仓粮以苏负累事》疏中言：“又经案行该司，将德州仓粮册行分守右参政吕，经临清、广积二仓行带管临清兵备副使钱宏，各吊监兑主事文卷、歇家保状合同、廒经底簿，查对原解的数，分别先已纳过者，就将出给截数仓钞，比对廒经，明白仍欠若干。系大户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价；系揽头名下骗费者，照依原写揽价，各尽其家产，差委能干官员尽数变卖赔偿，追过银两暂发寄库，另行议处……嘉靖元年以前被揽头骗费、大户侵欺者，已难求全责备矣。”(58)从该疏的信息来看，“歇家保状合同”是要存仓的，即作为文档存放于仓库，将它与“监兑主事文卷”及“廒经底簿”相互核对，便可查出是“揽头骗费”还是“大户侵欺”，这是“稽察奸宄”的一种手段。所谓的“歇家保状合同”，就是歇家与解户之间签订的交纳合同。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规定：“凡官解到京，即将公文同歇家保状赴部投下，领单上纳。若潜住十日不赴部者，参送法司，歇家问以包揽，官解治以重罪。”(59)通读俞谏的《议处本折仓粮以苏负累事》疏，可知“歇家保状合同”至少有以下内容：应交粮食数量、粮食价格、银数、应买粮食数量、大户之名、揽头之名。至此，我们根据诸多史料中的蛛丝马迹，可推断歇家与解户签订交纳合同之时，便是保歇制度诞生之时，起初其主要职责是“稽察奸宄”，后来便延伸到追比的职责，即上述官保的“禀禁禀释”。明崇祯初期陈观阳言：“库中严禁包揽，不设保歇追比。”(60)但“不设保歇追比”仅是昙花一现，实际上终明一代，仓场设保歇的制度一直在推行。写于崇祯时期的《度支奏议》载：“（解官）抵京之日，该司查取歇家认状，尚有挂欠，该库即移会该司，以凭监比。”(61)前引《题官保借窟播恶请敕部禁革疏》所言也是崇祯十年左右的事，可见“不设保歇追比”并没有执行。
    根据上述歇家从包揽转化为保歇的要件，我们可以推知南京地区保歇制度建立的大体时间，即南京仓场“歇家保状”何时出现，便意味着南京仓场保歇制度何时诞生。据笔者目前所见史料，南京仓场设立保歇也是在嘉靖年间。如嘉靖晚期，万士和在其奏议和书信中，不断申诉南京仓场使费之多，认为歇家包揽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四上徐存齐相公》中言：“南都积棍，内则户部粮储巡仓各衙门书手皂隶人等，外则歇家、军斗、军余、驴脚夫人等，无虑数千人，皆依仓场为生命，可以立法渐革，不可以一齐顿革，故本职近与户部设立长单，刻期打发，革去歇家，不用保状，询之解粮员役，近日使费已减大半，是亦渐革积弊而宽粮解之意也。”(62)从“革去歇家，不用保状”来看，在他写此信之时，这个制度已经盛行很久了。万士和之所以要革除歇家，原因是他认为：“仓场积弊，其端不一，一半在司，一半在仓，大要歇家指称打点而挟骗解粮人户，粮解希图插和而买求在官人役。”又言：“看得仓场作弊，俱是官攒、歇家、脚夫、军斗等项，虽有部院严禁，势远难察。”(63)不过，万士和革除歇家的举措应是昙花一现，因为到隆庆时期，解户交纳税粮依然必经歇家之手，这也是制度规定的。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在其《启谭次川侍郎》信中写道：
    生今日巡抚江南，言涉有为，第掀、扫、爬斗、箩、筛不收，板席量减。歇家、脚子通关诸费，节为裁革。乃生管仓日所行，非今日也。虽板榜初定，熙斋、笔峰不见允行，然生亦未尝不委曲区处，从省减焉。江南粮长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隐也。如榜所行，置之无用之地，及官攒侵用之需，何益！何益！尤不可通者，旧例小米用细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席。细席比方席价增五倍。禄米亦大米也，乃用细席。漕粮，歇家一两二钱。禄米，乃一两五钱。禄米加箩与筛，皆工价高者。漕粮半折色半本色，廒无砖铺，本色足用。禄米全用本色，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生先日已略行之，非今日官于其地而始私之也(64)。
    禄米乃南京白粮之一种，因其交纳费用过高，谭次川曾恳请海瑞削减其费用，海瑞似乎已在推行。从“歇家、脚子通关诸费，节为裁革”来看，江南地区的白粮上纳必经歇家之手。“通关”，梁方仲先生解释为：“粮长赴各指定的仓库完粮时，必须取得各该仓库的证明，手续是由各仓库在勘合上填写并盖印证明其粮数已交足--这就是所谓的‘通关’。”(65)《大清律例》解释为：“凡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为通关。”⑤可见通关乃是税粮上纳完毕的凭证。歇家参与通关自然是代替粮长交纳税粮，因其服务费用过高，所以“节为裁革”。此条史料中的“漕粮，歇家一两二钱。禄米，乃一两五钱”的说法值得注意。前者应是指下官歇家的房水银，即“旗军（漕粮），每船京仓一两二钱”(67)。后者则是指南京白粮上纳时，粮长等在歇家住宿时歇家获得的服务费，是每船“一两五钱”，显然比京通的下官歇家为高。这说明南京白粮上纳，亦是在官方佥定的歇家住宿，并通过他们完纳赋税，当是官保无疑。因其费用政府规定得过高，故要裁减。这也足以推断出，在南京仓场中纳户通过歇家交纳税粮在嘉、万时期已经成为制度，这可与上述万士和的“保状”相印证。而在隆庆六年（1572年）三月，高拱奏称：“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题称管仓主事张振选（南京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笔者注），素乏材能，不谙事体，听信在仓下人作弊……歇家潘序索要张缌等米四十二石，又假指船户驴头脚价，除正价外，多勒索银近四十两。”(68)在这里，歇家似成了“在仓下人”，即仓役之一种。而至崇祯时期，南京仓场中的歇家已与仓役等同，史称：“法严科索，仓禁留难，无奈积习相沿，人心易玩，故屯官索旗甲，旗甲索屯军，而仓攒、军斗、班皂、歇脚等役，则又以官旗为奇货，内外盘踞，掯勒需索，无所不至。”(69)这里的“歇脚”当是指歇家，已与仓攒、军斗、班皂并列为“役”，可见歇家角色不断官方化。也就是说，因官保制度的设立，政府多把歇家看做仓场下属的一种役。实际上，在各类衙门中所设立的保歇，都是官方额设，明显带有某种“役”的成分。如史称：“旧设龙江关经纪三名……又设龙江关保家贰名，保歇各商皆朔望赴船政分司点卯……则各役亦宜分属，合定为例。”(70)这里的“保家”也是官府所设，明确指出这是“役”。这种情形，在盐场、船政、法司等衙门皆如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将另文讨论。
    自嘉靖以来，有关南京仓场中隐含的保歇史料开始不断涌现。到万历年间，“歇保”一词终于在南京仓场中露出水面，且都是要革除的声音。万历二十年（1592年），章守诚言：“各州县粮解听信歇家，希图作弊，而官攒、军斗又从而重［垂］涎之常例，入则未干报干，未净报净，推甚滥恶亦为容隐。”又言：“胥吏、歇保靡不赖总督之权。”因而建议革除(71)。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廷机管理南京仓库时，也曾用长单制来革除保家：“令解户从实填注，扶同者均究，将单粘连完状呈堂呈司，解户既有此单，不用保家，只照单总与，而例外需索、保家包揽之弊除矣。”(72)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巡仓御史张养正条列五款以救南京仓弊，其一便是“革歇保，以净本源。仓庾弊窦百出，总之，开设骗局，唆吸粮解，保歇为祟，相应议革。顾保歇何能制缚粮解？惟合衙役为一家，气焰益炽，更宜严禁衙役，则歇之奸少止”。“上命如议行”(73)。从“革”字来看，歇保原为政府所设。至于部分官员“例外需索、保家包揽之弊除”及“不用保家”之类的说法，全然是说大话，完全没有办到。万历三十九年，浙江道御史傅宗皋言：“责成官解以清揽纳之弊。直省州县，各有包揽积年……（各粮解）勿聚处大小积歇之家，如是而粮米绝无挂欠，员役无从苛求，歇家莫能诓骗。”(74)另有史籍记载：“（南京）又有积年歇家在于沿江上下邀接粮解，称言代为包纳，借名打点，任意诓索。或者张筵设计，教令花销而自于中取利，不可胜言。”(75)而前引万历年间的《议兑解欠南粮疏》和崇祯年间的《题官保借窟播恶请敕部禁革疏》所谈内容也充分说明了保歇制度在南京一直在推行。
    官保的设置，虽然弊端重重，但终是革了又用，用了又革，反反复复，终无了局。其主要原因是仓场追讨挂欠税粮不力。因为当两京仓场下文到地方追补所欠税粮时，由于属前任官员之事，或借口其他缘故，地方官基本上是“视若罔闻”、“任催不补”，于是明廷又不得不用保歇（保家、歇保）追征(76)。况且，明朝曾规定，保家也有代赔的责任，除非家产已经全部赔尽，这就是明政府一再申明充当保歇或保家必是殷实大户的原因。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还与赋役制度的变革、歇家身份及其与解户关系密不可分。这个问题很复杂，非数语所能尽言，将作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