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位诏书》共计319字，1912年2月12日由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于天下。清王朝268年的历史，亦随着这纸《逊位诏书》的颁布而宣告结束：
    奉旨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47)
    《逊位诏书》的延伸部分，包括另外两道“懿旨”及相关的“优待条件”。(48)有关《逊位诏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历来无所定谳。不过，有两个面向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一是面向未来的分析，二是面向传统的解读。前者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49)而后者，则更多面向传统，并且是“汤武革命”的传统。(50)应该说，这两种分析，分别给《逊位诏书》赋予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或传统价值。而且，如果想进一步发掘其“微言大义”，人们还完全可以从中寻找出更多有利于解释者的各类暗示。只是，无论我们怎样从宪政的角度给《逊位诏书》赋予近现代的意义，清帝逊位意味着清无力自主完成近现代转型的基本事实，似乎没有发生过本质性的改变。同时，也不管人们如何希望“辛亥革命”与“汤武革命”叠韵双声，“辛亥革命”毕竟不是“汤武革命”，清帝的“禅让”亦无法等值于传统“革命”的颠覆性政治循环。这就意味着，《逊位诏书》的背后，应该潜藏着既不同于前者，也有别于后者的另外一条线索。重要的是，这条线索应该，也只能形成于与清王朝有关的历史过程中而无法从外面强行植入。民国二年(1913)，时任北洋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有贺长雄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的“国权授受说”。(51)该见解虽引发过诸多争议，但这一“现场报道”，至少排除了后世的“逆推”和“发挥”。尤其当人们发现《清帝逊位诏书》的主体逻辑几乎与《大义觉迷录》首尾呼应、一贯始终等事实时，其“自省”的勇气、“自尊”的选择和“自裁”的决绝这些清王朝终焉前的全部反应，才能获得近乎真实的解释。
    首先，清帝逊位的依据，是“天命人心”决定“国朝运势”的判断标准，而不是现代人所谓“进步”或“倒退”的抽象观念论。这意味着，《逊位诏书》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这一“不违天命”的历史取向，不但是清廷“逊位”于民国的价值根据，也曾是清廷“争位”于明朝时的充分理由。换言之，《逊位诏书》与“明清鼎革”后的《大义觉迷录》之间，事实上已形成了传统语境上的首尾呼应。剔除雍正皇帝审问曾静时的倨傲口吻，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历史文献之间在国运兴灭的道理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计较(第26-27页)。所不同的，只是强势者的发言与颓势者的布告，在心境上已别若天渊。惟其如此，《逊位诏书》的意义，才非同一般文献可堪比拟。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等响应之势，不但表明“兆民之好恶”真实地反映了“天命”的转移，还意味着面对“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的局面已拿不出“确当办法”的清廷，需要在“天命可知”的价值觉解中断然自决，否则，清朝一贯的“天命人心”论就是欺瞒，就是“丧德”的谎言。当看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清廷宣言信而有征时，《逊位诏书》中“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的说法就不应该被简单地研判为清“无力回天”的托辞。其主动放弃原本可供选择的“三种走向”等重大决定意味着，“天命人心”论所反映的，乃是清王朝立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它形成于对“大中华”价值体系的笃信和实践过程中；而如此首尾一致的政治反应和抉择，才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
    其次，“则公去私”的政治站位和“不忍自残”的人伦关切，亦应成为我们思考《逊位诏书》时不可或缺的另一条传承线索。毋庸讳言，来自汉人的“鞑虏”侮蔑和“排满”行动，曾引起过清朝皇室的激愤和怨怼。可是，当清廷意识到非理性的对抗只能导致“南北暌隔”、“生灵涂炭”时，其整体思考方向便迅速从“一姓之尊荣”中脱出，屈辱而光荣地回到“中华一体”的天下大局中。(52)对清廷而言，“古之君天下者”显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其最真切的内涵应该是对清朝一统天下理念的自我表达。换言之，比起后人植入的臆想和揣测，这种大局意识应根植于由清朝集其大成的中华价值体系中，亦即生长于雍、乾“盛世”的一贯说法中。(53)这意味着，当人们激赏孙中山的座右铭--“天下为公”时，似乎亦应给《觉迷录》和《退位诏书》中几乎一致的说法，赋予历史的尊重和传统的敬意。
    第三，“五族统合”的“中华大义”，应该成为我们观察《逊位诏书》的最终底线。如前所述，“华夷一家”逻辑下的“五族统合”，曾经是雍正皇帝摧毁曾静等论敌的杀手锏，也是曾静者流无法否认的最具说服力的巨大事实。实际上，空前广袤的“大一统”局面，是“五族”人民长期合作和共同奋斗的结果。它注入了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全部心血，惟此也是悠悠万事当中最不能被触碰遑论破坏的底线。正因为如此，“排满革命”发生后最令清廷痛彻腑心的，莫过于“南北暌隔”、“满蒙回藏”的分立趋势和外国列强的趁机染指。这既是《逊位诏书》正文中“宜有南北统一之方”、“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等期待所由以发生的根源，也是与民国政府提出所谓“优待条件”之最根本目的：“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5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五族统合”而成的国家，是中华传统与近代文明相结合的“文化+行政版图”，而不是西方“国际法”前提下的单纯的“民族国家”。这一点，最终还以足够巨大的力量把伊始疾驰于“民族革命”途路上的孙中山扳回到“五族共和”的轨道上来。而且，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最终都必须成为“大中华”的积极捍卫者和世代继承者。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清以后的政权，凡涉及中外疆域纷争问题时，莫不以清朝的“完全领土”为法理依据。人们或许可以忘记“全国人民”、“五族”、“大中华”的提法出自《逊位诏书》等事实，却无法无视一贯于《觉迷录》和《逊位诏书》之始终的“中华大义”及其巨大历史遗产。
    然而，除却时代之别和强弱之势等政治背景外，《逊位诏书》复有不同于《觉迷录》者。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逊位诏书》中已全无“华-夷”优劣之观念，而惟余为君者均需正视之民心向背、大公无私、五族一体、中华一家等超越性政治价值。这意味着，清帝逊位，是国体之让渡，而非华夷之让渡；是五族之一统，而非排满之意气；是疆域之大义，而非待遇之丰瘠。《逊位诏书》所体现的从君主到民主、从帝制到共和、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和“天下一家”的高端站位，反而使汉族民族主义者的激进言行，显得有些自我矮化，以致汉人内部亦有为之赧颜甚至鸣不平者。(55)有学者指出：“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作为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丝毫不以‘异族政权’自命，而且丝毫没有任何意思表明或暗示诏书所谓‘民军’、‘南中各省’与‘北方各将’仅为汉族一支，而辛亥革命与他族无关。相反，正如共和建国论者所强调，纵观诏书全文，皆言事关‘全国人民’、‘兆民’、‘海内’、‘天下’，所谓‘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诸语，无一不以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为一整体。”(56)它反映了知识界呼应的事实根据：梁启超、杨度的“大民族主义”构图(中华民族)、黄兴改“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为“中华民族大同会”以及李大钊力倡“新中华民族主义”论等，都是对当时国内大势的真实写照。而且，这些难以摇撼的事实，还被嗣后的历代政府所是认可、继承。(57)有学者在分析《逊位诏书》的意义时指出：“这场以民族革命作为一个内容的革命不但没有导致民族的争斗，反而协调起来，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宽广胸襟。”(58)可是，当我们了解到《逊位诏书》所凸显的价值是清朝一直坚守的“中华大义”而非一时冲动时，充满私德色彩和不确定因素的“胸襟”说，似乎已不再具有特别的指标意义。